1962年9月，我毕业留校，被安排至复旦大学第八宿舍3号楼414室。3号楼为已婚青年教师住区，殊感不便，至1964年春，凑巧遇到一个机会，我得以调往2号楼四层中文系单身教工宿舍，遂搬入404室与施昌东同住。

有关施昌东的情况，我在当学生时就有所耳闻。他是中文系50年代的高材生，长在红旗下，当过团干部，理论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惜在此前的两场运动中都犯了错误，后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主要职务是通过阅读报章杂志，分门别类制作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资料，兼为系里的黑板报做些抄写和美化工作。他做事认真，很少与人说话，通常紧缩眉心，一脸忧郁。我搬入404前，对日后能否与他处好关系还是有些担心。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全无必要。我搬家那天，他态度相当热情，与在工作场所不一样，他在宿舍里说话较多。一个星期住下来，彼此尚能习惯，一是两人的作息安排没有明显的扞格，平时差不多每天晚上11时左右熄灯就寝，二是双方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都比较马虎，绝不会向同住者提出苛刻的要求。熟悉以后，施昌东尝作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从浙江温州文成县山区里走出来的人，出身于贫苦手工业劳动者家庭，父亲是一位打造铁锅和犁头的铁匠师傅，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农民和工匠。鉴于解放以前生活贫穷，故经过土改，产生了很强的翻身感。他说山区里的人不但朴实，也很坚强，掌握武术既能健体又能防身，他幼年即随长辈练习武术，说完便起身当场摆了一个架式，又随口吆喝一声。合住时间稍长，就感觉到施昌东的思想并不复杂，反而能熟识其直率单纯，偶尔犹有“童心”的彰露，特别是他展颜一笑之际，脸上辄会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透现出这位来自浙南山区的青年人一种纯正和质朴的人情味。

系里老师皆道施昌东的专长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我和他同住，有机会参观他满满的一架子书，当然是以哲学、美学理论的书籍居多。经典著作有《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论文艺》等；西方哲学美学论著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克罗齐《美学原理》等；俄罗斯的理论批评著作有《别林斯基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等。论艺术修养，施昌东的书法、绘画均有较好基础，其行书盘纡矫激、纵敛自如，描摹人物仿效丰子恺的笔法，充满稚气而又力透纸背。我与他话及华君武的漫画，其谓华之漫画长于构思，唯素描基础不大好，这一批评非常中肯。他在日常生活里一言一动，无不体现出美学研究者所具有的趣味和敏感。有天中午他把饭菜打回宿舍，手里拿着一枚剥去蛋壳的鸡蛋，放在窗口一照，显得晶莹可爱，由此感叹大自然造物的无比精美。其时我参加校工会评弹兴趣小组，在宿舍里学唱丽调开篇《情探》：“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你郎不归。我是梦绕长安千百回，一回欢笑一回悲，终宵哭醒在罗帷。”昌东说这段唱词反复低徊，感情深挚，饶能打动人心。他作为一名学者，处在不同场合，咸能从美学理论高度去欣赏和品味实际生活中具有美感的事物。

我入住2-404的最初阶段，施昌东同我交谈，话题颇杂，除一般寒暄外，也谈些工作和专业上的事情，但留给我印象最深者乃是倾听他对故乡温州的赞美。他说“温州”一名得来主要是因为本地气候温暖，气候温暖则物阜民康，文化与教育亦随之发展。从文学史上看，温州为晋宋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又是产生我们所知中国成熟最早的古典戏剧南戏的地方。唯温州三面为重叠大山所包围，对外交通主要靠海轮。温州外出求学的青年数量甚众，他们刻苦学习又互相关怀，悉皆怀有一腔永难割舍的游子乡情。施昌东每次从上海搭乘海轮回家，待至能够看见家乡的海岸线时，都会欢呼雀跃，内心充满喜悦。

诸如此类有关温州的话题，他说得最多的是给我介绍温州自然风光的绮丽幽美。自其故里文成县玉壶镇说起，再说到温州其他地方的名胜古迹，他自己亦往往尽情陶醉其间。由于我当时尚未去过温州，连施昌东所列举的一些地名都很陌生，尽管他讲得头头是道，非常投入，我这个听者却时常产生混淆与错位，所以难以从中获取清晰具体的印象。不过其中有两点一直保留在我记忆里。其一，说到某个地方高耸的山体上流下一条瀑布，蜿蜒曲折形成一个巨大的“之”字，他一边说一边摆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之”字。其二，温州市瓯江的江心屿上有座寺庙，山门两旁有王十朋所题一联，上联为“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连用八个“朝”字，“朝”在这里作动词用，下联为“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连用八个“长”字。过些时候阅读朱自清的散文《温州的踪迹》《梅雨潭三日》《绿》，散文作者撰写的温州景色固美，唯与施昌东所说的景物并无重合和贯连。直至昌东身后，我读他的遗著《一个探索美的人》，才知道“之”字形瀑布即是其家乡玉壶镇的标志性景观。1999年丁淦林、谢遐龄及我等四人被温州大学聘为人文学院助建专家，时谷超豪先生任该校校长。那年秋末我随老丁前往温大讨论筹建方案，事情结束后由温大同志带去江心孤屿一转。最后坐在江心寺前的石磴上休息，彼时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我对王十朋这副名联端视许久，是年距昌东的逝世已经16年了。

施昌东生活态度比较乐观，在碰到“乡土”和“亲人”这类事情时极易动情。有一天中午他回宿舍，刚进门就扑到床上嚎啕大哭。我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只管哭，好久才慢慢缓过气来，擦拭眼泪告诉我，刚接到电报，他老父亲因胃癌恶化不幸逝世。我劝他快去系里请假，准假后他忙着买轮船票，匆匆赶回温州去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他回到上海，心情尚属平静但形容略显消瘦，稍事整顿即取出一张足有18寸大的照片供我观看，其背景为一栋山坡宅屋的大门前，施昌东有两个哥哥、三个弟弟，一家人再加上主要亲戚，共计三十余人的合照。他母亲端坐于第二排中央，第一排是席地而坐的孙儿孙女，其他人或坐二排母亲左右，或站立于第三排。照片中人的面相皆质朴憨厚，透现出劳动人民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过了一两个月，昌东的弟弟昌继从温州来上海，就在我们房间临时搭铺住下。昌继体型、面貌颇似昌东但更壮实些，其艺术修养亦佳，又好摹绘戏剧人物，风格颇接近关良的画作。施昌东建议我坐下来，让昌继为我绘一幅肖像。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坐下请他画，费时四五十分钟，成品有六七分像，而昌继态度之认真令我十分感动。一位熟悉情况的朋友曾说，施昌东床底下的皮箱内只有一个布包，里面盛放着他父亲的骨灰。

大学时代的施昌东风华正茂，年少成名。三年级时即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他的处女作《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接着他又完成了《鲁迅美学思想》近二十万字的书稿，以及毕业论文《朱自清论》。此后，《文汇报》又特约他写了十篇连载的谈美的文章。由兹而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并破例被吸收为上海社联成员。1955年大学毕业前夕，因为他与贾植芳教授关系密切，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严格审查，连团籍亦被开除。1956年6月中旬审查结束，留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不久恢复了团籍，他旋即发表了《试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悲剧的艺术特色》《鲁迅论讽刺》等多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1957年整风时又因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话，很快就被定为“右派分子”，人生道路上连遭两次重大挫折。但他没有像当时许多失落者那样一蹶不振，甚至完全丢弃自己心爱的业务，而是下决心认真阅读《列宁全集》，经过一段时间沉寂，重新执笔耕耘，并因呈献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广受学术圈关注。其果能臻于此境者实则得益于一人之倾力相助，他就是长期执教于复旦哲学系的潘富恩先生。

潘富恩先生是温州瓯海区潘桥镇人，与施昌东属温州老乡，两人年龄又大致相当，且是施昌东在复旦中文系学习时的同班同学。1955年潘富恩毕业留在中文系，翌年因哲学系筹建工作需要调往哲学系，骤即派往北大跟随张岱年先生进修中国哲学史。过一年回沪又下放到郊区劳动锻炼，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始在哲学系履新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潘富恩胸襟豁达，待人宽容，并不因施昌东身处逆境而疏远他，并且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两人的合作始于60年代初，1962年末，他俩合作的第一篇论文《论老子“道”的学说》在《文史哲》上刊出，一炮打响，《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作了摘载介绍。自此时至“文革”前夕的三四年内，两人又有《简论〈周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学说》《论名家从朴素辩证法走向诡辩论》《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等数篇重头文章陆续发表，让众多关心社会科学的人们记住了这两位新锐作者的名字。当时有个别人在背后风言风语，说像潘富恩这样一位很有前途的骨干教师，去同政治上有问题的施昌东合作，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此潘富恩不予理会，坚定地和施昌东继续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施昌东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两人合作的情况，动情地说：“尽管我身处逆境备受压力”，潘富恩“仍然情同手足一样关怀着我”，所以这批学术成果乃是两人“在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加深真挚友谊的结晶”。

“文革”内乱狂飙陡起，读书治学完全停顿。最初的两年里，施昌东并未遭到严重冲击，自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被作为“浮在水面上的阶级敌人”打入牛棚，以此令其感到绝望而产生厌世轻生情绪。某日他到潘富恩家诉说自己的想法，老潘闻言立即大声呵责，说“你这样做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叫施昌东千万不要这样想，转而又以老友的温情对他进行劝喻和开导，鼓励他“积极、坚定地活下去”。听了老潘这番话，施昌东大哭一场，放弃了原来消极的想法。爰至“文革”后期，他俩仍有机会再度合作，继续在中国古代哲学史范围里一起做点研究。那时我正在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的点校整理，盛夏的星期日，潘、施二人在宿舍里讨论问题，赤着膊，一边抽着烟，屋内云雾缭绕，一边挥动手中蒲扇驱除暑气，似置世间纷扰全然不顾。此情此景令我联想到历史上的阮籍、嵇康，我将老潘称作“潘籍”，将昌东称作“施康”，施昌东咧嘴笑了起来，脸颊上立刻显出两个酒窝，说道：“还应该有个钟会呢，那你就叫‘陈会’吧！”

至于施昌东单独从事的学术研究，起始于美学理论这一领域，他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和融会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精华，力图对美的本质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筹划撰写一本系统阐发美学理论的著作，最终拟定书名为《“美”的探索》。此项写作任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步，其后五六年间从未放松。考虑到自己政治处境不好，他讲究实效，避免声张，利用业余时间一章一章慢慢地写。我搬入404后，深感他对晚上这段时间的利用是很充分的。夜深人静正好伏案写作，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还要连续开上几天夜车。为不影响我休息，他尽量不发出声响，并用报纸将电灯泡遮盖起来，第二天一早还得准时去资料室上班。基于坚持不懈的努力，至“文革”前夕，他业已完成全书的撰写。“文革”中书稿曾被红卫兵抄家搜去，但施昌东居然能从垃圾堆里把它捡回来。再说六十年代初他和潘富恩的合作，实际上是他跟着潘富恩一起学习和搜讨中国哲学史，而对中国哲学史丰富知识的掌握和积累，也为施昌东日后转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从“文革”末期到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几年，他从事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和汉代这两个阶段，其成果最终辑成两本新书，即《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

我刚与施昌东同住时，他的年龄已抵33岁，对自己过去的恋爱经历鲜少提及。系里有些知情大姐说，施昌东在大学本科读书时，不仅学习上出类拔萃，政治上亦要求进步，还担任过团干部，打过入党报告，思想改造时作为学生骨干参加了部分工作，所以很受一些女同学的追捧。上世纪50年代，施的命运几起几落，造成他的几段恋情悉以分手告终，由此在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同施昌东一起毕业的几个老同学倒很热心，给他介绍过对象，然而对方一听到他政治上有问题，就立刻退缩了。随着年龄增大，施昌东找对象成了老大难问题，好在老同学热情依旧，1967年春末又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在苏州工作的女同志，虽已属大龄女青年，但比施小好几岁，各方面条件还可以，不啻性格温和文静，长相亦比较秀气。施同她面谈过一次，较为满意，唯对方右边手腕上有块疤，令他有些犹豫。老同学责怪他患得患失，说只要人好就可以，什么疤之类根本不必考虑。施昌东觉得老同学的话很有道理，决定择日再去苏州和她深谈，争取把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

为准备这次约会，施昌东做了不少功课，譬如见面后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我对苏州的街坊布局比较熟悉，根据施与对方上次会面沿着苏州的街道边走边谈的特点，替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供其参考：临顿路→凤凰街→公园路→宫巷→观前街→临顿路。周六下午他带个挎包去苏州，翌日下午返回，一脸倦容，放下挎包只说了一句：你那一张地图画得相当准确。看来此次姑苏之行并未取得成功。

当晚熄灯后，施昌东与我对床夜语，才为我略述此番去苏州与对方面谈之始末，说：见面后沿着你地图上标出的几条马路缓缓散步，重复走了好几个来回，开始时她态度蛮好，边走边谈令人兴奋。然而当我鼓足勇气切入正题，讲我以往政治上所遭遇的那几桩事儿时，她的反应宛似听到迎面打来一个闷雷，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想再做些解释，她根本不想听，推说身体很累，要回家去了，我说让我送送你，她头也不回径自走了，最终消失在远处迷濛的夜色里。这一宗缘分至此就算划上了句号。是夜施昌东辗转反侧，破例同我谈起他在50年代中后期的几段恋情。他说这些经历莫不是由对美学和文艺的共同爱好而起，又同样是因他个人在运动中被列为挨整对象而终止，其时女方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别无选择的处境下只能决绝而去，她们理应获得同情和谅解。“以后每当我想起此类逐渐被灰尘覆盖的往事，心头仍不免勾起一份淡淡的哀愁。”

不过，通向婚姻殿堂的大门不久即被打开。有位在内地工作的老同学，替施昌东介绍一个对象，小杜。她是四川省金沙江畔公路养护队的一名青工，人家不嫌男方有啥政治问题，建立通信联系之后，哥呀妹呀热络非凡。1967年岁末，小杜便来上海与昌东喜结连理，朋友们在八舍2号楼腾出一间屋子权作新房，稍加布置就平添许多喜气。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说新郎是才气横溢的美学家，终于从蜀中娶了个娘子回来。有的说新娘年轻貌美，她床头柜上那张相片简直可与影星的照相一比。待等结婚假期垂将结束，小杜打点行装择日西行，新郎则必须继续在运动的泥途上不停打滚。

1968年秋冬间，小杜生下一个男孩，昌东为其取名“金瓯”，“金”指孩子母亲在金沙江畔工作，“瓯”指孩子父亲是温州人。金瓯的降生使施昌东备享初为人父的幸福，同时也让其清晰感受到维持一个三口之家在经济上所需担荷的压力。小杜工资较低，昌东则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加过工资，将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应付家庭各种开支还是不够，须不时向友人借些钱来纾解一时困难。在这以后五六年内，这对夫妻分处沪蜀两地，殊难达成生活上的相互照顾。施昌东人到中年身体各种机能转衰，长期伏案写作和饮食起居失调，都在明显程度上损害着他的健康。1974年秋，施昌东在崇明五七干校锻炼期间，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胃溃疡严重出血，随之被送回学校。他孤独一人身罹重疾，愈加思念远方的妻儿，经反复考虑决定给郭绍虞先生写一封信，吁请德高望重的郭老向市里反映一下他的困难，俾能把小杜和金瓯的户籍从四川调来上海。郭老向来以热心济助后辈排忧解难著称，收信以后对此事看得十分认真，因施昌东读大学本科时他恰好担任系主任，了解这位同学学习用功，积极上进，于是就给市里写了一封信鼎力促成其事。1975年小杜和金瓯成功调入上海。学校安排一家三口搬入第六宿舍暂建的过渡房内，尽管这里的条件还是差些，但毕竟可以与家人团聚一起过日子。

1976年施昌东因胃溃疡转为胃癌，住院第一次动手术，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医生估计他最多活半年，少则三四个月。不久，他在医院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预示着和暖的春天即将到来。出院回家后，他不顾病体疲弱，“披着一条旧毛毯”“坐在板凳上”，将已经写成的三部美学论著初稿仔细地修改了一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灿烂光辉的照耀下，他政治上得到彻底的改正平反并恢复名誉，所有诬枉不实之辞悉皆推翻，缘此精神大振，心情舒畅，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80年，他最具代表性的论著《“美”的探索》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美学观贯穿全帙，系统地论述美的本质以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被誉为当代中国一大美学流派的奠基之作。另外，他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两书，也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由中华书局刊印出版。它们以断代为范围肆力爬梳、讨汲原始材料，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做了大量拓荒工作。当施昌东拿到《“美”的探索》3000多元稿费时，高兴得把它称作“一笔巨款”。经他和小杜商量，除还债及替曾经接济过自己的亲友解决些燃眉之急外，其余全部用来添置衣服、家具，购买营养品给施昌东补养身体。快过年时，原第八宿舍一位邻居在六舍碰到施昌东，见他穿了一件新棉袄坐在家门口，气定神闲地晒太阳，回到八舍后跟大家说：“施昌东终于走出了寒怆的窘境，可以尽情享受温暖的阳光了。”

未几施昌东因癌症复发而做了全胃切除手术，出院后又完成或参与完成了《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论稿》（重庆出版社）、《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三书的编撰工作，其中第一部是他美学研究论文的辑集，后两部则是他和潘富恩合作探索中国古代哲学史成果的汇编。据潘富恩先生说，昌东生前只看到这三部书的清样与封面设计，而新书的出版行世乃是他身后的事了。在此期间学校确定施昌东为副研究员，并按高级职称的标准给他分配一套住房，中文系又把他从资料室调至文艺理论教研室，小杜也被安排到复旦管理学院工作。施昌东所奉献的最后一本书是有关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它创撰于作者顽强与死神搏斗的时刻，是“用血和泪培育起来的花朵”。小说通过摹述主人公坎坷不幸的遭遇，努力向人们揭示作者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和人生，在时代大背景下凸显出一个美的探索者对精神理想的追求。

当时施昌东的事迹通过新闻报道、采访特写，在媒体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不断有一些读者给施昌东写信，有的要他保重身体，有的向他表达敬意。有一位温州籍的著名女作家，曾给中文系组织上写信，详细询问施昌东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同时还直接写信给施昌东本人，希望他一定要全力医治疾病，并用诗一般的语言鼓励他：“勇敢地生在美中，微笑地死在美中；而美是永存的，希望之火是不灭的。我深信你这个美的探索者，在与病魔的战斗中，最终会取得奇迹般的胜利的。”

1983年施昌东的癌症再次复发，病情很快进入惙顿危阽阶段。党组织根据他先前提出的申请，批准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毕生之最大愿望遂得以实现。那年8月21日，施昌东病逝，终年52岁。自1955年以来，他在政治上备历艰难曲折，却从未动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一贯以其高扬的生命之火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这一切都彰显了新中国培育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越品质。

本文由陈允吉 口述、高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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