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敲了两下门，探出脸，于是，我见到一颗足球般圆圆的头。这是工厂宿舍朝南的小屋，他一脚踹门进来，带一串朗笑。不平的长桌上放两本我看的杂书，写字的本子。他人不高，但脑门前冲，嘴唇宽厚饱满。他从大学校园来，探视工厂底层朋友。在我看来：一种居高临下的喜悦。

1979年3月，春日，暖阳。半年多前我们还在炉前锤台边，一起大汗淋漓做锻工，之后他离开工厂入大学。我虽比他身高不少，但心理的塌陷与矮矬在那一刻毕显。

其实，高考于俭是惊险一跳。他两年内考两趟。1977年夏他启动温课，头顶大学教授儿子的帽，身边有个“仰慕他的女朋友”——芸。他以父亲遗传的理工科底子，带领一无所知的芸去探索有知。结果，“导师”俭在高考中败走麦城，“学生”芸则一举中榜入名校——同济建筑设计系。俭不仅败了，还担心芸被同校同班的菁英追求者掳掠去。1978年，俭再赴考场，又一次落榜。举头望明月、独吟孤苦影之际，救命的“扩招”打开另一扇入高校的门。俭在扩招名单中，入了走读大学。那年扩招，是一次以后不再有的机遇，是对遗珠的捡拾。有人认为被捡拾者纯粹运气眷顾。我不这样看，俭是我挚友，他高考的“起—落—落—起”，比写诗的“起—承—转—合”更有一番精彩，其腾空一跃更炫。那年头的高考成功率，百分之几的极少数，入了高校门，便是“上等人”。

只是我，还在肮脏嘈杂的车间，在老闵行兰坪路的工厂宿舍孤灯下读书写字，坚持做着“工人作家梦”。除了俭，厂里几个好友也在恢复高考后离去：红脸晓珏，大头纵宝，赤豆羹（满脸密排青春痘者）。他们有的是我工友，有的是室友（宿舍），有的是前校友（中学与小学）。我们七、八个人，七、八年在一个几千人的工厂，情投意合，汽锤热轧机车床磨床，同流酸臭汗，同吸车间灰，脸上染墨黑，甚至，排队轮流共读一本书。从学徒工的17块钱，到拿一刀切36块钱的正式工资，再一起加到43块，在平等中守困境，在困境中共喜忧。高考一来，平衡击破，高下立判。自然也有按兵不动者。长得女人般皮肤细腻的崇一，会画水彩画加美术字，还有写一手隶书和魏碑毛笔字的恬耳，他们在几年前已被征调到厂宣传科，做着“上层建筑”的事：出厂部的黑板报，刻蜡纸油印厂报。他们人在舒适区，没去高考，情有可原。

俭小心翼翼，不触痛我自尊，“咱们先入大学门，再圆作家梦。如何？”他说，大学，是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可数理化于我是全盲区，是我不敢去考的大痛点。“考文科啊！”俭做最后动员，“语文你一流。政治、历史和地理，死读背诵的事。剩下数学，我辅导你两个月，保证得因式分解难度以下的分数。完全可能的事嘛！”

见我还犹疑，他一拍脑门，“厂里还有个人，也考文科。你们可以在这最后三个月，一起复习，互相借力。”

“谁？”

“亚安。”

我倒吸口气：亚安还要考第三回？俭是遗珠，亚安遗珠也没轮上。扩招名单下发，本厂有幸中彩者三人，包括大头纵宝。亚安差分数线下三分。

磨工车间的亚安长得逼人俊气，干部子弟，却是个情种。偌大工厂，磨工车间和我们锻工车间居南北两极，少交际。关于他的传闻：与比他大4岁的美丽师姐闹“姐弟恋”。而在此恋前，人家“名花有主”的——他是后面追来的“第三者”。再两年，几番激烈起伏的厮杀，情敌惨胜，他最终退却，情伤深重。一次我在厂部大食堂，排队买饭菜，有人朝我斜后方一指：“情种在你左后第五区位。”浓眉大眼络腮胡，额头两颗又红又大青春痘，黑压压头发波浪卷，皮肤超级白。

“这个厂，他再不离开，要为情而死。”

我终于和亚安在大考前走到一起。亚安后来对我说，是我救了他——他对第三次高考一度信心全无。我说是他救了我——他让我走上一条可能一考中的的捷径。他将前两次高考的复习书本向我全公开，将曾经备考而“惜败”的方法也向我全公开，我们一起在此基础上做优化。两个人在考前一个月请全假，住到一处——他家里，心无旁骛，互背考题，晨昏相伴，日夜相随。他家楼上楼下四间房，他独居一楼一间二十多平米屋子。朝南，有一个圆弧的玻璃透明阳台，面对一方草地加一圈夹竹桃两棵樟树一棵槐树的大花园。亚安有个可爱爽朗的妹妹，吃饭时，负责将阿姨烧的饭菜端我们屋里，不忘喊一声“加油”。我们背诵地理或历史的某一概念，反反复复。比如关于“赤道”，我们间有这样的问答——

“什么是赤道？”

“赤道是地球表面的点，随地球自转产生的轨迹周长最长的圆周线。”

（衍生）“哪里是赤道经过的行星极地貌？”

“太平洋、南美洲、大西洋、非洲、印度洋。”

“赤道经过的山脉？”

“安第斯山脉。”

“赤道经过的大陆？”

“非洲大陆、南美洲大陆......”

很清晰地记得，亚安反复提醒我：“赤道地区的阳光，是地球上最强劲的能量。”随后伸了一个背书后疲惫的懒腰，遐想，“真想去实地感受一下，什么是最强劲能量的阳光。”

终于迎来火热七月的考试。那天上午先考语文，让我感觉原来擅长的写作在考场全失效，令人沮丧。下午郁闷着去应付数学考。事先幻想，能在因式分解及以下难度偷摘20分即宣告胜利，不料这年数学难度陡增，我眼望一道道题如登天之梯——明显得零分的节奏。但在慌乱中想起俭的“高考经验”：即便什么都不懂，也不要留下全空白的考卷，努力写下解题的程式；做不出答案，也记录艰难的解题过程。此为博取阅卷老师的“眼球同情分”。我只能涂抹数字，涂了整一张，又半张。然后情绪崩溃地交卷，离场。

这天晚上到亚安家，也见到特地赶来的俭。亚安高亢，说这次数学考他应得50分以上。上一年他就倒在数学门槛前，仅得15分。我对俭和亚安说，第二天不去考了——语文考得路数不对，数学绝对零分，再考下去我会发疯。俭不许，亚安坚决不让，“还有政治、地理、历史——我们三个月的背诵啊！”末了，他一个手掌击在写字台桌沿，“如果你不考，我也不考了。”——三个月同复习，一个月共吃住，他逼我同进，不能退。

我对亚安无奈，“以后的考试，是陪你。”亚安说：“放屁！为自己去正名。”俭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忘记今天。”

等待分数的日子里，我在厂里常一人躲一角落，不看书，不写字，发呆。过去，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球手，自恋球技无敌。一旦正式比赛，被击打得一败涂地，方知曾经太狂妄。等待考分，又害怕考分到达。到达时，定是无地自容一刻。

得悉分数，在厂部大食堂，吃午饭时。一张红纸喜报，铺张在食堂大门口。人沸腾蜂拥。一个工厂，几千人，本次高考几十人，到达分数线以上6人，6人的名字，被书写成大大的隶书字体。我竟然在6人中！我第一次上考场，即获一个令自己惊呆的分数：295——我的高考分。那一年上海高考最低分数线274分。过了274，高校大门为你隆隆开启。亚安那天在食堂找我，嘶喊我名字，要把我举着抱起来——我的体重身高都远超于他。他总分286分，数学虽未过50分，也达可观的45分，但总分数竟在我之下。我的数学分，不是零分，是得到“同情的6分”。语文，如我所料，当年在工厂被称作“工人诗人”的我，未达60分，不及格。拉我上线的，是死背硬记的地理和历史——多么神奇，多么荒诞！

多年后，我仍没忘记，我和亚安，在亚安家强化的，关于赤道及所有的世界地理知识、中国地理知识，我们互相背诵已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几近疯狂执念的场景。

之后许多年，我还会梦里遇见我在高考的数学考场，面对无解的数学题，内心一片绝望——那个可怕的6分，其实该是彻底的零分。

几年前，全球新冠疫情前最后的日子，我去南美，在南美洲的海上，乘着巨轮，穿越赤道。走过许多景色，我终于亲遇赤道的阳光和风雨。在南美洲的海域，我们在北半球和南半球间驰骋。

我的朋友俭，早已和他的芸，居于美国的北加州，与我遥望互念。而我曾经的朋友亚安，多年前已去而不返，在这个世界上。

那天，我在南美洲的赤道，心中对亚安报告：今天过赤道，有阳光，复大雨。我正在感受着，“什么是地球上最强劲能量的阳光”。

世事沧桑，亚安，今天，我是多么想念你。

在南美洲的海上，乘着巨轮，穿越赤道

厄瓜多尔的城市和海滩

智利的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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