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和他的岳母

朱正琳去世三年零七个月了，遗忘的潮水正在将他淹没。网上无文，文坛不言，这个人似乎就这样消失了。此种情况，不难理解。古今中外，一些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也都“俱往矣”了吗？生与死、纪念和遗忘本来就是人世常事。这一点，朱正琳自己很达观，甚至有些浪漫。他写过一篇《死的理想》，其中写道：“关于死，我的确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死在海拔很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上，譬如喜马拉雅，譬如阿尔卑斯。”“我不是登山者，我的理想也并不是想死于登山。我只是在想：那雪山好大、好高、好空阔、好干净，而且离天好近!那天也太蓝了！……为什么不死在那儿？”但他又说：“当然，这只是理想。与我生活中的许多理想一样，我不认为我今生有实现它的可能。我不是佛教徒，不会在我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跑到山顶上去死。若等到我弥留之际，我无法想象我怎样才能到达那个海拔高度。更要紧的是，死虽然是孤独的事，但我们却很难孤独地去死。”

朱正琳是浪漫的，又是理智的。他因病以七十二岁之龄故于美国，走的时候，家人在他身边。

如今，我对正琳兄突然离去的哀伤和三年多的牵绕似乎平复了一些。而且，他毕竟留下了一些痕迹，比如几本朴素的书，还有他倾心倾力主编的刊物……包括《成长》。

《成长》第一辑和最后一辑（总第八辑）

《成长》是一次通宵夜聊聊出来的。那是1999年深秋，在慕田峪长城附近一家部队招待所里。成立六年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召开下一年的选题研讨会，嘉宾有三联书店的杨进、人民日报的李辉和央视“读书时间”栏目的朱正琳。那几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书，如《风雨中的雕像》《汉字王国》《大陆与情感》《天山问穹庐》等，“读书时间”连着做了好几期专访，在全国出版社里可谓独占鳌头。朱正琳说，没办法，你们的书就是对着我们栏目来的。

以我所见，很多做出版的，都有一个情结，就是希望做那种水平很高，又明白易读的书。这里面当然含有争取更多读者，获得经济利益的因素，但主要点并不在此——好书能分享给更多的人，使更多人受益，才是出版人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为出版社提出的出书方向就是“高品位的通俗读物”，比如《老照片》。说起来与朱正琳的初识，还是他在央视策划《老照片》的专访，以及参加在《中国摄影报》上对《老照片》的讨论所提供的机缘。

如上所述，我也有个偏好：为中学生出书，而且认为，真正的好书，是中学生和成年人、普通大众和文人学者都可以读的；我本人也喜欢读《幼学琼林》《国文百八课》之类的书。也许是我青少年时未能得到系统教育，直接上了大学的缘故？朱正琳也是这样。白天选题会开得热烈，晚饭后我到他的房间聊天，聊起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我们都“偷”过书，我是从家附近的市图书馆装满要拉去化浆的“坏书”的卡车上，以及疗养院对图书管理不严的图书室；他的花样更多些……但无论如何，谈到当年读的那些书，以及那些书对我们刻骨铭心的影响，仍感怀不已。1980年，他三十三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张世英教授的研究生，专研德国哲学。此事曾经历挫折，并因《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引起轰动……毕业后教书，去德国访学，然后“北漂”……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出版。他说，在“读书时间”栏目打工，过眼的新书好书很多，常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甚至认为，有些书若在青少年时代能读到，极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一生。所以，有时不免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其中的一些文字推荐给青少年。在功利考虑还没有占据压倒优势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人对内在生活的需求会很强烈。他想编一本文摘刊物，可以让时下非常忙的孩子吃到最有营养的精神食物。

后来我知道，朱正琳对编刊是有瘾的。此前他已编过两个刊物，还参加过《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的筹划。这也巧了，我对编刊也一直有兴趣，而且算得上是编刊出身的（编了九年《山东画报》）。做出版后，也策划出版过几个刊物：《老照片》《老漫画》《百象图摘》《唯美》（与张炜合编），对办刊的方法和运作比较熟悉，所以谈到这个议题，我们一拍即合。朱正琳愿意做主编，更令我大喜过望。于是讨论刊名、栏目、稿件来源、出版样式等，一直谈到下半夜三四点。让朱正琳胸有成竹的是，有一大帮文化界的好朋友，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水平，有影响，并且和他一样常有向青年人推荐某些文字的冲动的文人、学者。他打算请这些朋友署名推荐他们读到的、喜爱的文章，同时写几句推荐语（不写也可）。这个设想很有操作性。《成长》就在这天夜里育种了。

筹划期间，我俩见过几面，多是在北京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附近的“小贵州”饭馆（后来是“君琴花”），要一盘糟辣椒炒鸡蛋、一盘腊肉炒青蒜和一锅酸汤鱼。他这个生长在贵州的人似乎不怎么吃辣，也没酒量。但那真是难忘的见面，因为每次见面都谈瘾大开，他那机敏独立的思想、剑走偏锋的论点（朋友语）以及嘴角微漾调皮的笑意，总能感染我。当然也少不了谈稿件进度（我是这本刊物的“责任编辑”）。朱正琳的效率很高，几个月后，书稿成型；2000年7月，第一辑出版了。

打开书的第一页，不是卷首语，也不是编者的话，而是“编者手抄”，是一些哲人的文章选段，很适合中学生摘抄格言名句的爱好（有时候一句格言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翻过来目录页，首先是主编和“特约荐稿人”的名单（刘兵、何光沪、周国平等）。主要栏目只有两个：“世界篇”和“人生篇”。朱正琳认为，探索世界和追问人生无疑是贯穿人类智力生活的两大主题，尤其在智力生活最活跃的年龄：十五到二十五岁。“世界篇”开首是物理学家费曼的《科学的价值》，紧接着是霍金和杨振宁的文章，都是谈未来的科学的；“人生篇”第一组文章谈读书，作者是梭罗、博尔赫斯、伍尔夫、杨绛和王小波；第二组文章是罗素的《我为何而生》和科菲·安南的《燃亮蜡烛，而不只是诅咒黑暗》……有心的是，文章后面还会有“相关资料”，如《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汽车诞生史》的相关资料是《汽车的发明》和《汽车技术的源与流》；文章之外还有“私人笔记”小栏目，活跃在主栏目之间；最后是“编者手记”。整本专辑开放而又严整，有思想，有分量而又不乏趣味，可谓大手笔！与正文相比，我在封二、封三选用的西方文学作品插图倒显得不协调，封面也不够理想。这些，在后面的几辑中做了调整。

第一辑上市后深得好评，但也有人担心所摘文章对中学生过于艰深。对此，朱正琳激烈辩解说：“它们对于成年人来说才是艰深的！青年人的阅读常常是出于饥渴，那饥渴自会提供消化‘坚硬食物’的酶，何况智力生活本身充满了乐趣！”他还说，“《成长》是办给智力生活特别活跃的青年人的精神‘快餐’，他们需要翘翘脚才能够到”，“我希望‘顾客’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饱足感，而是也产生出一种更强烈的‘饥饿感’——一种想去‘吃大餐、赴盛宴’的冲动。”

这样，《成长》在悠悠岁月中迅速成长，基本上每季度一辑，很快就拥有了一批执着的“粉丝”，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位正在准备高考的学生的长信，我看后很感动，转给朱正琳，他大为激动，有第五辑的《编者手记》为证——他引用来信者的话：“我认为好的书是那些我们愿意去啃的书。我不是在提倡不愉快地读书，我的意思是愉快地啃书，愉快地消化费解的话，愉快与否当然取决于书而非主观的强制……读书的乐趣似乎只有在那种时候才强烈到了我可以触摸的地步。”他评价：“（这位高中生的）信写得文采飞扬，思绪繁多，不像有什么明确的意图。我揣摩他想告诉我的主要意思是，《成长》值得办下去，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可惜来信者没留姓名地址，从此没了讯息。

后几辑的特约荐稿人有葛兆光、郑也夫、吴国盛、张辛欣、何怀宏、张冠生、黄集伟等，总计前后有二三十人。

2001年8月暑期间，年届一岁的《成长》编辑部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今三联韬奋书店）举办特约荐稿人系列讲座，共四讲。讲课人非常热心和投入，听众也很踊跃。我还记得刘索拉讲课时，随意请几个听众作打呼噜声，另请几个听众跺脚，几个拍掌，几个无病呻吟（大致如此），然后听她指挥开始发声，此起彼伏，时有和声，于是一阕乐章就出现了——她要讲解的是：任何庸常声音，有节奏地组织起来，就是音乐……

讲座通过媒体的报道，对《成长》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新一年每辑的预定数接近一万本。遗憾的是，不久后我调离山东，后续无人，《成长》做到第八辑（2002年3月），正在兴头上，戛然而止，总寿命不过一年零八个月。朱正琳和我都有些不甘。我到三联书店任职后，建议《读书》出版下半月的文摘版，请朱正琳做主编，或者还可名为《成长》，惜未果。这几年看到朱正琳自己写的简历和生平记事，都把主编《成长》作为重要事项，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成长〉，关于成长》的回忆文章，可见这个夭折的孩子在他心中的分量。想到此，不免心痛和歉疚！

如今离《成长》停办已二十年余，创办它的人也去了。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对人，对书，是否都是这样？

    2023年5月20日晚 北京 十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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