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6日去世、享年94岁的姜德明先生是文汇报的老朋友、老作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本报发表文章近三十篇。本文刊2012年4月22日文汇报笔会。

1950年8月，我考上了北京新闻学校。校长是原《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副校长是陈翰伯，出身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北京“12·9”运动的风云人物。实际上日常的校务由他主持。

第一次见到范长江是开学典礼的那天。一年后，再见他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这次，他讲了话，热情地鼓励了大批被分配到大西北和西南去的同学，说那里正急需新闻干部。

学校的两位校长都是长期在白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其他干部多来自解放区。教务主任和班主任来自延安，总务主任是参加长征的，名字叫党得胜。开学典礼在台上就座的来宾则有萨空了、《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星和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等，这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是比较少见的，至少说明两位校长不忘故人，表现出对前辈报人的尊重。这也无异于给我们上了开蒙的一课。

我在前门火车站送别了去西北、西南的同学后，就去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报到。人事处安排我到读者来信部工作。当时报社还按老解放区的传统，待新调来的人员稍集中时，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副总编兼秘书长安岗要设便宴跟大家见上一面，以示欢迎。其时我刚出校门，只有二十岁出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隆重的场面，真是不知所措，在席面上连筷子也不敢乱动了。

我同安岗同志一桌，长江、邓拓同志过来敬酒，我不会喝酒，只好空手呆立。邓拓的风度温文儒雅，长江则爽气逼人，像位外交官。他望我一眼即面向众人说：“举起酒杯来！”我急忙拿起了空杯，见他已一饮而尽。

当时在报社，我不过是最底层的一名新兵，根本与社级领导无缘接触，只能在开编辑部大会时，听他们做报告而已。长江做报告很有鼓动性，兴之所至，自己会先笑起来，有些话又脱口而出，毫无遮拦，难免有失当处。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出了错往往要示众，以便大家接受教训。大院的布告牌上常有这样的内容。记得同事阙文（后来调到北影当导演）在付印大样上贴错了一幅插图，除自己认错外，连部门领导华君武同志也写了检讨。

长江同志是记者出身，他对记者工作非常重视，常常亲定任务，并力主在各省建立记者站。他提出记者除写好新闻外，要多写旅行通讯，反映新事物，发现新问题，有意识地培养本报的名记者。我的同事柳梆和燕树桂就受了他的影响，自愿迁出北京户口，到边远的甘肃去当记者。

作为一社之长，他也不是不闻不问干部的生活。有一次，我正在报社食堂用饭，忽见长江同志来巡视厨房，看看大家吃得怎样。由于那时报社人员不多，买饭有人送到桌上，也不用当场付钱，只要饭后到门口向记账员报一下账便可，待发薪时再来付款。对此，他似乎很满意。

然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来了。疾风暴雨式的斗争矛盾，直接指向了范长江。贪污与他无关，主要是揭发批判他的官僚主义，说他辱骂老干部摆老资格，是什么“猪肉架子”、“狗肉架子”。骂人当然不对，但批判势头之猛烈让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深感意外。当时长江同志已奉命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参加领导运动，谁知家中后院起火，非要他回来接受批判不可。为此，胡乔木还专门写来条子说，长江同志是中央决定让他去人民大学的，大家对他有意见尽管提，他不能回来。

记得会上还有人揭发他以外事工作的需要为名，让行政部门的领导去北京饭店学习接待外宾和办鸡尾酒会的经验，全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被派去的人不得不穿上白大褂，出尽了洋相。显然这种意见已经文不对题了，连我这个水平不高的人也感到大惑不解。可是运动高潮中，谁又能出来还口呢。

运动过后，长江同志回到报社，不明不白地在大会上做了一次检讨。从此，他就离开了报社，调到国家科委担任领导，同时也告别了他一生所热爱的新闻工作。

“文革”当中，无法无天，报社中不知哪家造反派仍不放过老社长，竟把长江同志揪到报社来，在三楼小会议室开会批判他。当时我正好从门前经过，怒吼声中没有什么新词儿，参加批斗的人也寥寥无几，只见长江同志站在中间面无表情，一语不发，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不忍旁观，便匆匆走开了，这也是我见到老校长老社长的最后一面。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端着酒杯冲我们走来，并豪爽地下命令：

“举起酒杯来！”

2012年4月于北京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