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已故教授范存忠先生的《英国文学论集》里收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文，文章于鲍士韦尔（今译鲍斯威尔）之为人、才华及与传主约翰逊（今译约翰生）之间的关系所述极详；对《约翰生传》这部“近代的”传记之显著特点及重要意义作了说明。文章最后说到约翰生和鲍斯威尔与中国的关系。近读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的《约翰生传》（蒲隆译），发现除了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关于中国长城的一番议论外，尚有另外多处涉及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讨论，颇值得注意，也颇值得引述。

范先生文中提及的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关于中国长城的一段议论，时间是在1778年4月10日，这天鲍斯威尔和约翰生谈到去遥远的国度旅游，两人谈兴甚浓，约翰生尤其显得兴高采烈：

他眉飞色舞，热情洋溢地谈到去遥远的国度旅行；这样可以开拓思想，还可以从中获得人格的尊严。关于参观中国长城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热情。一时间我也受感染，说我真的相信我应当去看看中国的长城，如果我没有孩子的拖累的话，因为照顾孩子是我的职责。“先生，（他说）这么做了，你就在培养子女出人头地方面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就会沾你那种精神和好奇的光。他们就会永远被看作一个参观过中国长城的人的子女。我是认真的，先生。”（《约翰生传》，第1026页）

范先生认为：这次谈话，一半真，一半假，充分流露约翰生的幽默感。诚然，不过我觉得，除了约翰生的幽默，更多流露出的是他们两位对于中国长城的景仰之情：到过中国长城是件永远值得骄傲的事情，值得向子孙后代炫耀。

《约翰生传》中最早提到中国人是在1734年11月25日，这时鲍斯威尔还不认识约翰生。鲍斯威尔正式认识约翰生是在1763年5月16日，他们的认识过程颇具戏剧性，记述的文字也甚为精彩。当时约翰生已经54岁，而鲍斯威尔只有22岁，在此之前鲍斯威尔已经对约翰生的大名早有耳闻，也读过他的作品，已不胜“高山仰止”之情（详情可看《约翰生传》，第321至322页）。从彼此认识之日起，两人的交情一天深似一天，见面时无所不谈，不在一起时互通信件。鲍斯威尔与约翰生认识21年（约翰生活了75岁），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76天，但他们相处融洽，成为莫逆之交，用约翰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一旦失去了鲍斯威尔就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条腿。《约翰生传》中1734年关于中国的记载不是鲍斯威尔直接听约翰生说的，而是他引述约翰生为游记作家洛博所作《阿比西尼亚游记》英译本（原为法文）“前言”中的文字：

读者在这里不会发现不可改造的不毛之地，也找不到得天独厚的膏腴之国；没有永久的阴霾，也没有不断的阳光；这里的民众没有被描绘成毫无人性可言，也没有被说成全都是个人或社会美德的典范。这里既没有无宗教体制又无清晰语言的霍屯督人；也没有礼数完善、百科皆通的中国人；……（《约翰生传》第55页）

这里约翰生说中国人“礼数完善、百科皆通”，其评价是正面的。有意思的是，据《约翰生传》记载，《阿比西尼亚游记》一书的英译是约翰生躺在床上口授完成的，他连校样都懒得看一遍就送去排印了，书出版后他从出版商那里拿到了5几尼的稿酬。

1768年春天的某一天，鲍斯威尔去拜访约翰生，两人谈到俄国人和中国人，约翰生劝鲍斯威尔读读约翰·贝尔写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游记》一书。鲍斯威尔进一步问他是否还应该读迪阿尔德（Du Halde，又译杜赫德）关于中国的描写和纪事。约翰生的回答是迪阿尔德的这本书可以参考参考（《约翰生传》，第450页）。其实早在1738年9月，约翰生在写给朋友爱德华·凯夫的信中就提到了迪阿尔德的《中国写照》（Description of China，又译《中国通志》）一书，当时正由《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出版者凯夫先生每周分期连载，约翰生从中选了一些篇章经他润色后供《绅士杂志》刊用（《约翰生传》，第99页）。说明约翰生通过《中国写照》一书已经对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会建议鲍斯威尔去读这本书。《绅士杂志》连载《中国写照》的内容，都是对中国的宣传，说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物产丰富、城市繁荣、人民勤劳、工艺精湛等。同时也是为《中国写照》一书做广告。约翰生本人也在《绅士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据学者考证至少有两篇。第一篇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刊登在杂志上的，主要是称赞中国人民，说“他们的古代文物、他们的宏伟、权威、及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无疑问地值得大家注意”。第二篇文章没有署名，但据鲍斯威尔判定出自约翰生之手，这篇文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年历，第二部分是关于孔子的小传，第三部分是《中国写照》的篇目介绍。最有趣的是第二部分，叙述孔子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介绍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最后说到了他的著述。

约翰生对中国的园林艺术也极为欣赏，1781年在谈到《诗人传》（约翰生晚年巨著）中对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夜思》一诗的评价时说：

具体的诗句就不必一一关注了，力量就在整体当中；整体中有一种宏伟壮丽，就像据说中国田园具有的那种无边无际，千变万化的宏伟壮丽。（《约翰生传》，第1225页）

鲍斯威尔很是认同约翰生对《夜思》一诗的评价，但他没有对中国园林艺术表明过态度。据范存忠先生文中所说，鲍斯威尔虽然读过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曾向约翰生请教过有关东方的风物，但他对中国的东西所知不多，仅仅对中国的锣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曾经在大庭广众间敲响了一面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锣，其响声惊得满座肃然。约翰生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可能是受了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关于园林》一文的影响，范存忠先生在《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书中指出：坦普尔这篇文章的最后几段谈到了中国园林，这几段文字后来被十八世纪作家一再引用，并对当时的艺术风尚发生了影响。

约翰生还曾经给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审阅过《中国建筑》一书的手稿，约翰生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说道：“它（指《中国建筑》）需要的不是增补，不是更正，而是几行引言。”约翰生写好了“引言”，钱伯斯爵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段“引言”很重要，可以看作是约翰生对中国及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总体态度，不妨引录如下：

对中国学术、政策、艺术滥发的漫无边际的颂扬显示，新奇以多大的威力吸引人们关注，尊重又怎样自然而然地膨胀为赞叹。我决不希望被列入中国优秀品质的夸大吹捧者之列。我认为中国人伟大或聪明只是与周围的国家相比而言，无意把他们置于与世界这一地区的古人或现代人相抗衡的地位上；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引起我们注意，把他们看作一个另类而且非常奇特的人种：看作一个被地理位置与所有文明国家隔开的地区的居民，没有榜样的帮助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发明了自己的艺术。（第1329页）

这位大建筑师钱伯斯年轻时到过中国，他当时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货物管理员，除了广州，可能还到过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期间，他对中国建筑做了大量的速写。

当然，跟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约翰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评价也不总是肯定的，诚如范存忠先生所说：“他们中许多人热情地赞扬中国和中国的人和事，同时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人摆事实、讲道理，现在看来仍有激发思考的作用，但是也有人破口谩骂，或弄虚作假，企图蒙蔽读者，流于嘲讪或诽谤。”（《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42页）

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一段约翰生和鲍斯威尔之间的谈话，时间是在1778年5月8日。他们谈到了东印度人，约翰生称东印度人为野蛮人。一般而言，当时的欧洲人称东印度人主要是指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人。当鲍斯威尔说“您该把中国人除外吧？”时，约翰生的回答却是“不，先生。”显然约翰生认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这就是范先生所说的“嘲讪或诽谤”了。鲍斯威尔接着问：“他们没有艺术吗？”约翰生回答道：“他们有陶瓷制造术。”鲍斯威尔进一步追问：“您怎么看他们的字呢？”约翰生的回答是：“先生，他们没有一个字母表。他们没法构成其他所有国家已经构成的词。”而当鲍斯威尔极力肯定汉字数量之多、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更有学问时，约翰生的回答却是“这种语言粗，所以只是更难而已；就像用一块石头砍树比用一把斧头花的力气更多。”（第1085页）这就十足显示了约翰生对汉字和汉语的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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