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斯坦福大学干涸的湖边

在去斯坦福访学之前，我就听说斯坦福有个美丽的大湖，湖畔风景优美，常有人沿湖跑步。因此我一到斯坦福就去找那个大湖。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问才知道加州连年干旱，湖被晒干了，现在只有一个大坑。虽然湖晒干了，但校园内芳草如茵，绿树成荫。到了斯坦福一段时间以后，我注意到草地中埋有水管，定期喷灌，水柱交错纵横，在阳光照射下如彩虹一般，煞是好看。高处的树木也有水车定期浇水。原来这满眼青绿背后所费不菲。无怪乎一位老师说私立名校的豪奢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小班上课；其二就是大量的绿植，特别是在加州这样干旱的地方，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清风朗月固然无价，花草树木有时却是有价的。

我在斯坦福最常去的是东亚图书馆。说来也巧，本来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没有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但是恰好那时东亚图书馆有几个办公室预留给访问学者，在我的合作教授的帮助下，我很幸运地申请到了一间二楼的办公室。东亚馆的中文和日文资料都很齐全，只是大部分日文书都在地下一层的书库。还记得炎炎夏日我去书库找几本日文佛教学的书，当时整个书库只有我一个人，空荡荡的，空调温度又低，我冷得直哆嗦。我按照网上查到的信息找到了书籍所在的书架，可是几个书架挨在一起。这些书架下有滑轮，转动书架外侧的轮盘就可以移动。每次转轮盘我都觉得自己像掌舵的水手。

在一楼中文的佛教研究区域，我还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的专著。说惊讶是因为我书中研究的梵文贝叶经是很冷门的，而且涉及大量梵文和藏文的文献对勘，即使是研究佛教的专业人员也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的。我后来和馆长说起这件事，他颇有几分骄傲地说他们的馆员都是东亚研究的博士，选书的眼光是很专业的，哪怕是再冷门小众的学术书，只要有研究价值他们都会选购。

从我办公室的小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高耸的胡佛塔。我对它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两蒋日记就保存在这里。据说日记不能拍照、复印，只能手抄。国内以研究《蒋介石日记》著称的学者杨天石当年就在这里手抄过整部日记。塔的地上一层是纪念胡佛生平的展室。以前我对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一任总统，因应对经济危机不力在竞选中败给了罗斯福。看过他的生平展览，我才知道原来他还与中国很有渊源。他当年曾任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在中国期间他和他的夫人都学了中文。更有趣的是他当上总统以后，有时和夫人谈到一些私密的话题，为防泄密就用中文聊天。这恐怕是美国历史上中文最好的总统夫妇了。

从一层的电梯可以直接上到塔顶的观景台，俯瞰整个斯坦福。蓝色的天幕下一片红顶绿树，建筑物的排布如棋盘一般，纵横有序。站在观景台的窗边，耳畔的风声让人想起斯坦福的校训“自由之风劲吹”。

另一个我常去的地方就是上课的教学楼——麦克拉奇大楼（McClatchy Hall），位于东亚馆的右侧。我旁听的一门本科生的通识课《佛教史导论》在这里上课。一开始我挺不适应上课的氛围。因为美国学生在课堂上都很随意，几乎没几个人是端正坐着的，一眼看过去东倒西歪一片。他们还时常在老师讲课时提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有点不太礼貌，还会影响我抄笔记。不过后来了解到美国学校的风格向来如此，学生不需要正襟危坐，不需要规规矩矩地听讲、抄笔记，老师也很鼓励学生随时提问。渐渐习惯以后我也试着代入老师的角色，发现学生们提的问题都很有挑战性，短时间内很难做出清楚明确的答复。这种教学方式其实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学生们开阔的眼界和活跃的思维也让我深受启发，真正的教学相长就是如此吧。

麦克拉奇大楼是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红顶黄墙，和加州的灿烂阳光相得益彰。它的一层有一圈长长的回廊，把它和其他教学楼连在一起。回廊拐角处和中间都有高大的拱门，拱门两侧有圆柱装饰，顶部则是雕刻细致的拱券。走在回廊上，常常会有一种漫步古堡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拱门那古朴的方形石块吧。教学楼的庭院中遍植棕榈、桉树等热带植物，也有月季、天堂鸟等颜色艳丽的花卉，还有各种不知名目的鸟雀，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似乎身处《权力的游戏》里的多恩皇宫。巧合的是多恩皇宫的取景地就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皇宫，怪不得景致风物有相似之处。

我所在的佛学研究中心离麦克拉奇大楼不远，坐落于四方院（Main Quad） 左侧。它就像斯坦福的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小而精。虽然只有两名教授，但都是各自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中心虽小，但五脏俱全。除了老师们的办公室以外，一楼有茶水间和复印室，二楼有可容纳二十人的小会议室。中心的小型讲座或是讨论会一般都设在这里。

记得有一次中心邀请了普林斯顿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太史文（Stephan Teiser）主持系列的读书会。他是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那段时间刚好在做敦煌发愿文的研究，就带着大家一起读发愿文。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文献。虽然我本科是中文系，又做了多年的佛教文献，读起来依然很费力，就像当初看《祖堂集》，古人的口语词和大白话对于我们却是难以理解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古文书中却记录了当时人的真实生活和所思所想。当我们群策群力解读出一段完整的内容时，就好像和古人对话一般，那种兴奋和成就感是难以言喻的。

佛教中心的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研究生。除了两个美国人，其他几人来自加拿大、韩国和中国。当时中心的何离巽（Paul Harrison）教授刚好在研究一部阿富汗巴米扬出土的写本，就让我和研究生们一起上写本阅读课。虽然我读博士时也做过写本，但当时做的是一个晚期写本，原藏于西藏夏鲁寺，时间在十一、十二世纪，以尼泊尔钩体写成。而这次我们读的是早期写本，约在6世纪，用的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吉尔吉特-巴米扬字体。我先自学字体，然后试着释读，一开始总是如读天书般费力，熟悉了字体和经文内容之后，进度会略快一些。我们上课的时候轮流汇报自己的转写与翻译，常常为一个字符的确认，一句话的翻译推敲良久。当然我在课下准备的时间更长，课前至少要花五六个小时，有时遇到难以辨认的字符，苦思冥想，多方查证几个小时却无法可解。也有灵光一现，豁然开朗的时刻。就像一首佛教偈子里说的：“我有灵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一朝尘破光生，照遍山河万朵。”

在我埋头研读千年前的写本时，我的导师也在新疆破解千年前氍毹上的图案。我们的工作繁难，寂寞也清苦，但正如我的导师所说，我们是文明的解码者、传承人，我们长夜孤灯，寂寞坚守，就是为了把这个学问传承下去。

我也和何离巽教授谈过专业的选择。他本科读中文，硕士和博士读印度学和佛教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大乘文献和早期汉译佛经。他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只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因为是自己的兴趣，所以会不断学习新的语言和技能，会不断挑战高难度的领域，会不断提出新观点，打破原有的成见。而这个选择无关名利，只是心之所向。

四方院中有一组人像雕塑，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代表作之一——《加莱义民》。起初我看到这些人衣服破烂，弯腰低头，身上还有绳索，还以为这是纪念修建铁路的华工雕塑。斯坦福大学的捐赠者老利兰·斯坦福当年所办的铁路公司承建了贯通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太平洋铁路在修建过程中雇用了大量华工，华工们吃苦耐劳，而且因为工程艰难，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太平洋铁路简直就是华工的血汗铺就的。老利兰·斯坦福从太平洋铁路中赚取了巨额财富，而斯坦福大学就来自于这些财富的一部分。斯坦福威名赫赫，而背后的华工却寂寂无名。直到近些年美国才有华裔学者对此开展研究，并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华工与太平洋铁路的展览，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让很多在美华人了解了华工曾经的苦难和伟大。

除了东亚馆之外，另一个我常去的图书馆就是四方院对面的格林图书馆，也是斯坦福的主图书馆。它的藏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一层有一个阅览区，紫色的丝绒沙发下是厚实的地毯，周围的书架放满了世界各国的主要报纸。在这里读报就像坐在咖啡馆里一样。我最喜欢去的是三楼的书库，里面有好几排是印度学和佛教学的藏书。我可以轻抚十九世纪旧书的书脊，可以摩挲老式精装书封面的烫金花字，也可以翻看已成绝版的印度学前辈的文集。在满室的书香里我甘愿做一条书虫。

最后我想说说斯坦福久负盛名的博物馆和罗丹雕塑园。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到博物馆总是特别关注佛教造像和印度艺术品。这里的佛教造像虽然不多，但不乏珍品。其中一尊公元2世纪左右的犍陀罗佛头异常精美，让我驻足良久。犍陀罗地区位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公元前曾被希腊人占领过，建立了希腊化的王国。希腊人统治期间，佛教传播到这一地区，他们的国王皈依了佛教，有一部佛经《弥兰陀王问经》的主角就是这位国王。因此，这一地区的造像风格深受古希腊艺术的影响，从佛陀的卷发和面部立体的轮廓都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像的痕迹。这尊佛头也是如此，眉目深邃，鼻梁高挺，作闭目沉思状，神态沉静、安详。神奇的是看久了总觉得他在微笑。怪不得北大办的犍陀罗佛像展览叫“犍陀罗的微笑”，这才是神秘的微笑啊！还有一尊中国明代的金漆木雕菩萨，也是木雕佛像中的上乘之作。菩萨面容秀美，眉目间饱含悲悯之色。佛像雕工极为细致，花冠、衣纹和璎珞都精巧且灵动。除了佛像，还有中国的玉器，古埃及的木乃伊和古希腊的陶罐，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胡佛博物馆内的犍陀罗佛头

在博物馆外的雕塑园，可以看到罗丹的代表作《地狱之门》。它取材于但丁的《神曲》，里面雕刻的人物都是《神曲·地狱篇》里的。顶端是三个靠在一起的人像，手臂都指向下方的门，代表三个有罪的灵魂为罪人指路。门楣中间就是《思想者》，象征作者但丁。在他两侧是一些轻罪的人，而在下方则是重罪之人。那些重罪人扭曲、挣扎的姿态，惊恐和畏惧的神情仿佛让人能听到他们的哀号，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传说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地狱变》，描摹地狱中恶鬼所受的种种酷刑太过生动，以至于长安市集上屠户和渔夫都心生恐惧，不再杀生了。看来中外古今，艺术家的传神妙笔都是共通的。

在我离开斯坦福之前，我和研究中心的师生们聚餐。其间我们谈起近年来欧美各国对人文学科的削减，对未来人文学科的发展颇有些忧心。柯家豪（John Kieschnick）教授调侃说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心也要改成“佛教与计算机”，或者“佛教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了。大家哈哈笑过后，看着满座朝气蓬勃的学生，何离巽教授说道，只要我们还有学生，我们还能自由地思考与研究，我们的学问就能传承下去。颇有几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味道。这几年来当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困难，彷徨失落时，也常想起在斯坦福读书、讨论写本的日子，想起教授们的话，心中便有了几分释然，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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