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叔 摄于2022年4月11日晚静安区胶州路

楚辞中传为宋玉作的短篇，有一首为《对楚王问》，入萧选的卷四十五“对问、设论、辞、序上”。旧课读用的有名本子《古文观止》，亦选有此篇。如今，此一对问之为有名，全在于它是我们习用的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些成语的出处。

成语被抽离出来习用，会遗落不少东西。拿“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一个曲高和寡的常语来说，放回原语境一比较，便明白如今我们习知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两个曲之高下的极端，原来却是有更多的比较的层次。对问之原文中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那么，在下里巴人这个最下之曲的上面，尚有阳阿薤露的次下之曲；而在阳春白雪的高曲之名上面，更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最高之曲。我对五音二变只有纸面的认识，日常翻读古籍知道商音主秋，或有凄厉的况味；羽音主冬，或有冬藏之深厚。引商刻羽之“引”与“刻”，有点在原有音色上再加以引延或者峻刻加强，而整个又以流动的徵音来杂融起来，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这次偶取宋玉的“对问”重读一过，不知何种缘由，在上下文意里注意到了一连串的几个以前读时都是轻轻略过的字眼：“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中的“遗”与“誉”两个字；上引“下里巴人”云云这一段中“属而和者”之“属”与“和”两个字；“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凤皇）料天地之高哉？”中的“料”字；“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鲲鱼）量江海之大哉？”中的“量”字；以及“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中的“知”字。

其实，这几个字眼也别无什么深义，只是偶然贯联着一看，借用过来做成只有自己能够懂得的“字诀”，生发出一些别样的想法罢了。属而和，不过是能够聚在一起而有所应和；料与量，《说文》段注里说得明白：“量者，称轻重也。称其轻重曰量。称其多少曰料。其义一也。知其多少，斯知其轻重矣。如稻重一　为粟二十斗是也。引申之，凡所量度豫备之物曰料。”本来，属而和者无论多或者少，都是可以各属其属、各和其和的。蕃篱之鷃即使难料天地之高，那也无妨就料量自己的“蕃篱之下”；尺泽之鲵难量江海之大，那就料量自己的“尺泽之小”，别无什么关系。世俗与圣人，知与不知，倒也无妨如知堂早年文集序言中所说，“这些都是很好，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天地如此之广大，我们每个人无论“属、和、料、量、知”有多大的不同，按照理想来说，总可以各自有一个自己的角落，各有自己的生活与爱好，各自都没有什么妨害与比较。如果偶或人们在生活与爱好上有可以共通或者互助的地方，那么彼此满心欢喜地互相交谈往来，有所呼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日常却仍然是耕种着自己的园地。然而人性或者生活的本来却可能并非能够如此设想，只要人们互相之间难属、难和、难料、难量、难知，往往就容易如这篇“答问”开头所说的，在彼此的眼光中认对方为“有遗行”及“不誉之甚”。

说不好宋玉是否如其自言的“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史记·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历代品评，对于宋玉亦隐约有所保留，但总还不至于如楚王所转述士庶所谓有“可遗弃之行”及甚不为人所赞同也。平心而论，人与人，在见识眼界与想法上如要相同，那个难啊，甚至可当得“难于上青天”。由此，只要彼此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把“属、和、料、量、知”上的不同，不归于高下小大之分，不归于道德上的善恶与品性上的优劣之判别，既能够欣赏别人，也不忘记有时自嘲一下，免得太抬高了自己，认为自己好像什么都是对的一样，那得有多好！

但是，实际的世间，“遗行”与“不誉”之判词遍闻，大概人毕竟是人，人间毕竟是人间，理想只能被认作“无用又可笑的天真”而已。

再想到音乐的层次与高下——中国古来音乐，列为最高标准的，全在“抗坠疾徐，并称善也”的“一而多、多而一”的境界，用平常的话来说，便是抑扬顿挫四个字——最高的标准，却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2022年元月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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