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登门拜访丁景唐先生（中，左一为韦泱），2008年元月

朱金顺先生是新文学史料学家，其《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为新文学史料学的奠基之作。他曾和长于新文学史料研究的文学史家丁景唐（1920—2017）先生交往五十余年，年幼十六岁，二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上海的书刊收藏家、作家韦泱2009年在《缘悭一面亦无妨》（收入随笔集《纸墨寿于金石》）一文中写道：“五六年前，曾听现代文学史家丁景唐先生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有‘三个小朋友’，当年他们都还是二十出头的愣小伙。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专事鲁迅研究……第二个是中山大学的李伟江先生，因研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作品，而受到了丁先生的鼓励，走上了史料研究之路……第三个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朱金顺先生。当年这‘三个小朋友’，才是丁先生真正的‘入室弟子’。”

2021年北京夏秋季节多雨。国庆假期中一个雨天的上午，我去朱先生家，听他讲述与丁先生的交往。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摞丁先生有代表性的赠书和赠字，边展示边回忆往事。

1959年，朱先生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时候，逛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一书，记住了作者丁景唐先生的名字。后来在报刊阅览室读《文汇报》，常看见他的短文，多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的。大概在1962年，他冒冒失失地给丁先生写信，请教问题，但不记得问了什么。丁先生在“文革”前的二三百封来信今已不存，不过他所送的书留了下来。给丁先生写头封短信过后，就收到丁先生与瞿光熙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这是他送朱先生的第一本书。扉页上有毛笔竖写的题词：

尽日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右录殷夫烈士诗片，题赠

金顺同志

       丁景唐 六二年十月       

时隔不久，丁先生来京参加文化厅局长会议。那会儿朱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行政职务。丁先生来京后，住在东单一个招待所里。他给朱先生写信，告知他到北京了，问哪天有时间，一起去见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朱先生过去了。杨之华住在南池子的一个大院里。给朱先生介绍了以后，丁先生和杨之华两人开始用上海话交谈，朱先生听不懂。前几年，丁先生三女丁言昭为了给父亲写传，曾打电话问朱先生那次她父亲跟杨之华谈了什么。他说当时自己就听懂了一句。杨之华问丁先生家有几口人，有几个孩子，丁先生说有六个。杨之华说：“老米都被你们家吃了。”两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丁先生让朱先生带他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朱先生那天还带了一本书，作为对丁先生送《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的回赠。他有两本鲁迅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未名社版的毛边本十分漂亮，他拣了一册初版本给丁先生。二人从此成为忘年交。

1963年，有一件令朱先生难忘的事儿。丁先生给他来信，请他去北京图书馆，替他抄写殷夫的未刊诗集《孩儿塔》。诗集在左联五烈士的一包文稿里，这包东西先是保存于鲁迅先生家，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把它交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编辑鲁迅著作的冯雪峰，冯雪峰用完之后，又把这些文物转交北京图书馆。其中的《孩儿塔》手稿是编好了的诗集，而且有署名白波的八幅插图。从1949年到当时，出版过四种殷夫诗文选集，除了开明书店版《殷夫选集》未选《孩儿塔》中的作品外，其他几种都或多或少地选了一些，然而还有三十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孩儿塔》主要是爱情诗，是殷夫成为革命者以前的诗，对认识作者的心路历程很重要。丁先生让朱先生给他抄那三十首诗。原件在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特藏部，这个部门收藏有一些宋版书、名人手稿等，该馆的宝贝都在此处。那时候朱先生刚毕业当助教，当时别说助教了，就是教授也进不去。丁先生时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他业余研究鲁迅、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这一次，朱先生手持上海方面的介绍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通读了那一大包手稿，收获颇丰。朱先生后来写了论文《殷夫〈孩儿塔〉中的爱情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一期。

两位先生居住京沪两地，见面不多，一辈子大概有六七次，多数又是在开会的时候。正式见面有三次，两次是在朱家，其中一次是“四人帮”倒台后。丁先生那时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委书记，曾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是丁言昭陪着他爸爸来的，后来他老伴儿王汉玉女士也来了。

丁先生“文革”后给朱先生的信也有二三百封。他“文革”以前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到了新时期改用钢笔。他还赠送朱先生和夫人龚肇兰女士好几幅字。朱先生给我展示了三幅：一是1989年2月祝贺新春，字是“书海求珠”，右上角钤闲章“桃花潭水深千尺”；二是1996年书陆放翁句：“老见异书犹眼明”；三为2003年春所赠“书缘”（下图），右上角闲章是1976年钱君匋为丁先生刻鲁迅语“纸墨更寿于金石”。丁先生从事行政工作，业余做学问，应该是个大忙人，然而与晚辈的朋友交往，忙中偷闲，毫不苟且，实在让人感佩。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受鲁迅等民国文人影响的趣味。

五十多年里，丁先生送朱先生的书至少有五六十本。他自己的书每本都送，还有他自己编的、别人送给他的、他自己买的。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建“丁景唐文库”整理书的时候，他还找出三四本寄过来。朱先生那次去看望来北京学习的丁先生，受赠赵丹的《地狱之门》，这是丁先生给赵丹出的。扉页上有赠书人的题词——

金顺、肇兰同志留念

     一九八〇年十月七日，余自中央党校赶赴北京医院，与阿丹同志作“一分钟”会见，越三日，赵丹同志去世。今持赠自书，以为纪念。

      景唐、汉玉、言昭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于北京  

署名上面钤有丁先生的印章。此前，朱先生还收到丁先生的《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这是丁先生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后出的第一本书，自造的毛边本，盖了很多图章。此书大概是新时期以降最早的毛边书之一了。1995年6月，丁先生最后一次到京，参加瞿秋白纪念会，会后专程到北师大朱先生家，赠送了他自己编的《陶晶孙选集》。在给朱先生的最后几本赠书中，有一册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六十纪程（1951-2011）》，丁先生与该馆关系密切。他的赠书题词2001年2月写于上海华东医院。书是托韦泱邮寄的。衬页背面还粘有一张他写的淡黄色的便利贴，说他每周都去华东医院看望丁先生一次，顺便代老人做些复印、邮寄之类的事情。

回忆与丁先生的交往，朱先生颇生感慨，动情地说：“我有事儿求他帮忙，他都做；他让我给他做的，我也给他做。我们俩是这种交往。他曾赠送给我一幅字叫‘书缘’，我们俩就是因书结缘的。”他还说：“我是从一开始就拿丁先生当老师对待的，从称呼上就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跟教过自己的或者没教过自己的老师都称‘先生’。除此之外，平常交往，不论老少，都统称‘同志’。我开始就称丁先生，一辈子都称丁先生。那时候教过我们的老师像李长之，我们就称‘李先生’。”

丁言昭写《丁景唐传》时，曾给朱先生打电话，说她拟写“三个小朋友”一章，提出借阅丁先生给朱先生的信件。保存下来的信件有几百封，朱先生那时得了一场大病，刚从医院回家调养，体质甚弱，没有精力去翻阅，未能满足丁女士的请求。后来梓行的《丁景唐传》可能是因为资料受限，没有这一章。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丁先生与三个“小朋友”交往，提携后学，高风亮节，颇能够反映出丁先生人格的光辉。

     202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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