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上面这番未尽人意的求索，人们不知不觉又回转到王国维、黄文弼当年所论“《唐书》谓之图伦碛、今谓之塔哈尔马干，皆睹货逻碛之讹变”（王国维《西胡考·下》）的勘同理路之上。斯坦因曾声称，无论在语言学或历史证据的意义上，塔克拉玛干之名都不可能源于吐火罗。他甚至强调，对有判断力的学者们来说，这根本不需要再加以任何证明。但我没有看见他详细论证过，为什么“有判断力”的人必有与他一样的想法。《弥勒会见记》回鹘文译本的题记表明，十一世纪的回鹘语中还有“吐火罗”这个词。该名在后期回鹘语或葛逻禄语里以“塔克拉”的变形被保留在某些特殊名词中（雅林断言，这个古名按现代维吾尔语正字法写作T?藜klī，是受了北疆现代维吾尔语方言影响的结果。它在塔里木盆地的发音原为Takla），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尽管在留存至今的各种前现代突厥语系文献里，我们还没有找到过它。牛汝辰《新疆地名的积淀与穿越》（2017）一书认为，“‘塔克拉’与‘吐火罗’为同名异译”。两相比照，二者之间仅有末音节易-ra为-la的微异。在对于塔克拉玛干词义的诸多释读中，这是目前看来最简捷合理、站得住脚的解释。所以塔克拉玛干应即维吾尔语“吐火罗人之地”的意思。

王国维

H·W·贝利早已揭出，吐火罗之名源自东伊朗语tu-gara（又写作tukhara），译言大山。它被大月氏人用来指称天山以南东部塔里木盆地上各个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及其人群。“吐火罗人”并不是那里土著居民的自称，而是由月氏人所赋予的一种他称。阿姆河两岸的古地名吐火罗斯坦（Tukharistan，玄奘称之为“覩货逻国故地”），也是按同样的道理由西迁中亚的月氏人带到那里去的。从吐火罗斯坦到塔克拉玛干，不过是把名词组合的后一部分从-stan（译言……人据有的地方）改为-makān（其语义已见前述，Tukhari-stan> Takli-makān）而已。

虽说makān存在于当代突厥系的许多语言里，惟其被先后借入突厥诸语的时代似不会太早。维吾尔的祖先人群用makān来置换-stan，一定发生在他们由佛教改信从西面传来的伊斯兰教，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伊朗语及阿拉伯语词汇随伊斯兰教的传播而涌入葛逻禄语或回鹘语的过程中。检索目前所能见到的属于突厥语系的各种古代书面语文献，十三世纪之前似乎还没有见到借自波斯语的makān一词出现于其中。据此或可推断，今日维吾尔语里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地名，应该出现于十四世纪之后。从塔里木盆地东半部的“覩货逻故国”（玄奘语）到囊括塔里木盆地内全部沙碛在内的塔克拉玛干，这两个专名虽说是“同名异译”，但同源的后出地名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不仅已经大幅度地向西伸展，而且从原先主要着眼于由绿洲贯通的盆地周缘，转移到盆地中央渺无人迹的沙海。

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技术，是由被乾嘉汉学推向极致的古汉语音韵学与欧美历史比较语言学两相结合的产物。使用这项技术来从事否证，即用以说明A不能与B相等同，比用它来证实两者之间的某种同一性，亦即说明A就是B、或者A﹥B，常常要有效得多。因为人类语音受限制于其天然条件，往往存在带有纯粹或然性的“同音”现象。两个语词音同，绝不等于它们必定就同义或同源，那是需要兼用其它证据的支持才能慎重推定的。另外，在分析比较一组特定词汇的语音时，对辅音的考察，往往比对元音的考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辅音所决定的一个音节的开启及闭合特征，在该语词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会比较稳定地保持下来。而元音的变化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

七十五年前，罗常培写过一篇题为“音韵学不是绝学”的文章。可是他的这篇文章好像是白写了。审音勘同至今被学历史的人当作“绝学”，视若畏途。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难，并不需要“精通”所涉及的多门民族或域外语言，才能把它作为一种技术来使用。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古汉语音韵学常识，懂一点相关语文的正字法规则、构词及词形转换特征，有一点基本词汇的积累，再以过去那些学术大师的相关著述作为范例，就可以在学着做起来的过程中，把这门技术掌握得越来越纯熟。

作者：姚大力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