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流金师逝世，陈志让仍与师母邮筒通问。1995年岁末，他按例致函贺年，还托人致送了个人新著。在这封长信里，他谈到退休八年间的学术研究：

我今年九月到巴黎去看了四天，看了三个博物院，其中一个就是这本小书的主题。巴黎太贵，住了四天就跑到意大利去了。我也在美国住了两个星期。

我又开始写书了——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研究工作已完，以两年为期，脱稿。这是我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写得要是不够水准，就只好“藏之名山”，转过头去写一本关于80年代人的社会文化史。

程应镠先生授课

倘若对照上一封信，此信所说“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是“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即其八年前信中提及的那座小城。因专业隔阂，笔者不知他这部史著究竟已付梨枣，还是藏之名山。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陈志让在信里对中国社会最新变化袒露了肺腑之言。他对师母说：“应镠兄仙逝了，我们也老了，回顾八一年上海的气氛，使人十分感慨。”言谈之间，对1980年代前期的气氛深表怀恋。他紧接着说：

我常把我这一代的留学生叫做“50年代的人”，而把年轻的叫做“80年代的人”。我们的差别很大，但在接受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上，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然后，陈志让将其所见的80年代负笈北美的中国学人（包括留学生与学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学人“生活在加、华两种人的朋友之间，了解加拿大社会”，他们虽然搞中学，也了解西方，看似中西兼得，但两方面对他“无用者一概不问”；这类学人即便“跟加拿大女人结婚也是这样，治学也是这样——洋为中用”。另一类学人“则在唐人街，自己烧饭，上中文图书馆，只读中文书，只上中国人开的店买东西”。陈志让分析说，初看上去，这两类中国学人“一如昼夜的不同样”，但对西方与西学的态度却并无二致，那就是“以用为主旨”，“对西学的态度却是‘洋为中用’”。陈志让料想，这两类学人“恐怕一本关于加拿大的书都没念过”，对他们来说，“加拿大的意义完全因为有中国，所以加拿大才有意义”。他由此引发一通评论，措辞尖锐却令人反思：

加拿大不能为了加拿大而有意义，艺术不能为了艺术，科技不能为了科技，一头小猫不能为了他【它】自己……所以“洋”只能为了“中”才有意义。结婚只能为了生孩子（或革命）才有意义……谈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知识上追求与成就，受了那么大的限制！

很少几个留学生了解西方。唐人街的中国人更不了解西方。

说及唐人街，陈志让更是不无幽愤地指出：

有一个美国友人说：“中国的长城没有能阻止外国人侵入，他阻止了中国人出去。”这是很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都是这样的。

他的感慨因国门开启后两类留学生而触发的，在他看来，无论这两类中国学人之间，还是两类中国学人与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之间，在了解西方上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据其烛见，恰是执著实用性的“洋为中用”，在中国人意识深处垒起一道自我封闭的无形长城，即便人到西方，依然无法真正了解西方，无论是出入大学区的学人，还是打工唐人街的移民。这种自我闭锁的文化心态，与他下文提及的“单文化”互为因果，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心防。陈志让反省自己那一代与年轻这一代“在接受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上，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无论为国，还是为己，急功近利的“洋为中用”恰是症结所在。他虽没说自己是超越侪辈的异类，但至少在晚年对“单文化”倾向已有清醒的警觉，对任何实用主义的“洋为中用”更是持反对的态度。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对90年代初期再次高涨的出国留学潮来了个醍醐灌顶：

（我）这五六年来读的全是关于欧洲近代现代的书，英文与德文的书，不懂法文，这是一个障碍。中国有志于人文学科的人，一定要擅三四种语言，单语言单文化的人在信息交通这样频密的世界，搞自然科学还可以，搞人文学科真是毫无前途，“出国、留学”更不过是“镀金”而已！

从80年代最后那年起，陈志让没再回过中国。但正如他所说过，“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在致函老友时不仅乡愁未淡，反而忧心更切。他在信里明确反对“洋”只能为了“中”才有意义，让人想起他在《军绅政权》里对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所持的异议。上引他那些深刻的议论与犀利的批评，所指涉的当然不仅限于中国留学群体；似乎也在表达更深的关切：开放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转型中如何避免一再蹈袭“中体西用”镀金式的迷径？

作者：虞云国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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