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新月社宴集上，梁任公以乾隆御制诗句“夕阳芳草见游猪”出迷射第七字，无人猜中，引为笑谈。画家王梦白当场写游猪三头，姚茫父补夕阳芳草并作诗题画，任公以楷书题乾隆诗句为画题。这幅《游猪图》在后来的流传中生出了几个版本，哪一版是母本，母本又存于何处一时成疑；有趣的是，同画一样，这幅画背后的宴集故事也几经流变。

猪年将至，一个萦绕脑际许久的小故事重被勾起。这是关于梁任公与一幅以猪为题的绘画的故事。

梁启超藏本《游猪图》

王梦白绘、姚茫父题《游猪图》，1927年，梁启超旧藏

中国嘉德2009年秋季拍卖会“传承与变革——亚洲重要藏家之晚清民国书画集珍专场”中有一件《夕阳芳草见游猪图》（第356号拍品，纵146.6、横44.2厘米，以下简称《游猪图》），吸引了众人的关注。这是新会梁任公在1927年请画家王梦白绘制的，复请好友姚茫父题诗并跋。

画幅右侧边缘中上位置，有作者王梦白两行题识：“任公先生属写游猪，即请诲正。丁卯六月，王云梦白。”钤印：王云（白），画幅左下角钤印“破斋”朱文印，则是王云的堂号。王云（1888—1934），字梦白，号破斋主人、彡道人等，江西丰城人。早年在泸上钱庄学徒，后追随黄山寿、吴昌硕习画。民国初年北上司法部任职，结交梁启超、余绍宋、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齐白石等名家，并得以观赏临摹公私藏珍，画法独树一帜。经陈师曾引荐，王梦白32岁后曾任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数年，后辞职，鬻画自给。

画芯自上而下，在漫天云霞映衬下，萋萋芳草由近及远，从画面底部绵延而上，大约占据了画幅的三分之二；十一头肥猪三三两两地蜿蜒游走于芳草之间，或俯首觅食，或昂首逡巡，或转身，或顾盼，花色则或纯白，或纯黑，或黑白相间，总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墨气淋漓，允称佳制。

画幅左侧上方，姚茫父长题：

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得游字五言六韵：不觉悠然见，群猪正尔游。夕阳随地没，芳草贴天柔。陇外牛羊下，望中山水秋。尾摇红暗淡，蹄认绿夷犹。有幸陪龙仗，无端助凤楼。不因三写误，句向御题求。

并跋曰：

去年任公述此句，云是乾隆御制诗。梦白写之，而余为补景并赋唐人试律，故有龙仗凤楼之语。此去年春间事也。未几而余病废，任公复属梦白作之，仍征前作，力疾书之，因记其事。丁卯六月二十二日，姚华茫茫父。钤印：姚华（朱），莲花盦（朱）。

画幅上方居中位置，梁任公自题：

夕阳芳草见游猪。往在日本须磨浦之菱涛阁为诗迷戏，汤荷庵举此句覆其第七字，合座莫能射得。出原本则乾隆御制诗也。昨年会食京师新月社，席间以为笑剧，既而梦白、茫父用作画题，致有佳趣，茫父一试帖更可诵，故请两君为补写一轴。丁卯秋，启超。钤印：梁（朱）。

据三人题跋可知，《游猪图》是梁任公1927年夏请王梦白重绘者，原有一母本《游猪图》，则是“去年”（1926）春天，在新月社的一次宴席上，由王梦白与姚茫父现场合作完成。那么，“去年”的母本原作是否尚在人间？其面目又如何呢？

母本《游猪图》

母本《游猪图》，王梦白、姚茫父合作，发表于1926年5月9日《晨报副刊·星期画报》

母本《游猪图》下落未明。不过，幸运的是，1926年5月9日的《晨报副刊·星期画报》和1935年1月1日的《北平晨报·元旦增刊》均曾刊登过母本《游猪图》。

并且，《晨报副刊·星期画报》还同时配发一文，对作品来历有比较细致的描述：

去秋梁任公先生宴客新月社，座中皆一时俊彦，酒酣耳热，各道奇闻怪事，共相乐笑。任公因谓“昨阅乾隆御制诗，有句甚奇，我可诵其六言，末字留与大家一猜，但恐不易猜中耳。”即朗吟曰：“夕阳芳草见游……”有便捷者谓“见游女乎？”任公曰：“是歇句，平仄未尝不叶，且属走兽。”一时猜者甚多，牛羊之属，凡可以入诗者历举殆遍，竟无一中者。任公曰：“字并不奇，‘猪’也。”众客无不鼓掌称妙。盖古时帝王，深居简出，豕彘不畜于上苑，在村夫市贩所习见者，而彼反以为奇，即景咏诗，描写所见，遂成千古之名句，费大家之推敲。其时有二画家在座，一为王梦白，一为姚茫父，二人兴之所至，索纸作画。梦白善绘走兽，执毫为写三猪，茫父补写夕阳芳草，任公录乾隆御制名句，题之其上。茫父兴犹未尽，即席又赋一诗。因原句为乾隆所作，戏效应制体，成五言六韵一首，书之左侧。一时传为佳话。姚诗字细不可读，特录之如下：

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得游字五言六韵：

不觉悠然见，群猪正尔游。

夕阳随地没，芳草贴天柔。

陇外牛羊下，望中山水秋。

尾摇红暗淡，蹄认绿夷犹。

有幸陪龙仗，无端助凤楼。

不因三写误，句向御题求。

是日座间并谈及陶渊明与斜眼总理同病。盖陶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如非斜眼，何能采菊东篱望见南山，因而断定陶亦斜眼。此语系某名士用以调笑斜眼总理爱菊，其推想之妙，无以复加。茫父正在觅句，闻此即挥毫书曰：“不觉悠然……”有人谓曰：“乾隆亦斜眼矣。”又博一场大笑。是亦足纪也。按当日诵此乾隆名句，惜在新月社席间，颇费大家寻猜，如书一笺，揭诸象坊桥畔，则无论何人，不待思索矣。

（见《晨报副刊·星期画报》1926年5月9日，第1卷第34期第1页。按：斜眼总理指的是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又作翼卿，山东省济宁人。）

母本《游猪图》，王梦白、姚茫父合作，发表于1935年1月1日《北平晨报·元旦增刊》

虽然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图片不够清晰，但是仔细观察这件《游猪图》，不难看出：一、画面内容较1927年任公旧藏《游猪图》明显简略，猪的数量只有三头，任公题字与茫父题诗亦皆简洁——这与该作是宴会现场的即兴之作相符；二、画面上任公和茫父的题字均位于左侧，茫父字极细小，靠近左侧边缘偏下的位置。正如文中所言：“姚诗字细不可读……”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描述与此《游猪图》相关联的那次新月社宴集的文字，亦当是最接近事实者。文章刊发于1926年5月，宴集发生在“去秋”，也就是1925年秋，也是母本《游猪图》的创作时间。然而，如果据1927年梁任公本《游猪图》题跋所云“去年”，则将新月社的宴集以及母本《游猪图》的创作时间指向了1926年，相差一年，实难索解。

有趣的是，9年后的1935年，岁逢乙亥，正是猪年，于是《晨报》将这幅《游猪图》以及茫父的《赋得夕阳芳草见游猪》诗，重新刊发在元旦增刊上，同时配有当年新月社骨干黄子美的一段文字：

新月社为十年前胜流宴集之地，一夕蹇季常招宴任公、宗孟、茫父、静生、梦白诸人，予与志摩以地主亦获追陪座末。席间任公语众：“昨夕偶翻乾隆御制诗，得一名句为‘夕阳芳草见游□’，末字烦君一猜。”有谓“人”字“女”字“童”字。任公曰：须从奇处着想。又有谓“鸡”字“蛇”字“牛”字。任公频频摇首，徐谓众曰：是一“猪”字，诸君诗才不如乾隆多矣。举座相与大笑。梦白善画猪，众谓何不写此奇景？余因出纸笔，任公先题乾隆名句而去，梦白即写三猪，茫父为补夕阳芳草。众谓茫父甲榜，当令赋应制诗题此。茫父因又即席成五言六韵（茫父应制诗见第十一版），诗与书画，堪称三绝，一时播为艺林佳话。乃忽忽十年，风流云散，作此图者，梦白新逝，任公茫父，则墓木已拱，回首前尘，为之腹痛。今值亥岁，北晨社借此绝作，以实元旦增刊，因述作画之由如右。子美记。

毫无疑问，上述两报相隔9年刊登的《游猪图》是同一件作品，不过，可能由于版面的原因，第二次刊发的图片左侧略有裁切，不见了姚茫父题诗。

相隔9年的两段文字，也毫无疑问指向了同一个故事和同一件作品，这就是当年新月社宴会现场的作品。文稿的撰写者应当均是事件的亲历者。第一段文字作者未知，第二段文字署款“子美”，即新月社出资人之一黄子美。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到底是谁做东——1926年文说“去秋梁任公先生宴客新月社”，1935年文则云“一夕蹇季常招宴任公、宗孟、茫父、静生、梦白诸人”，孰是孰非，已难厘定。

那么，两报刊登的母本《游猪图》，是否尚存人世呢？当事人蹇季常的侄孙蹇人毅先生有文称该画始终珍藏于蹇府，于是引出了又一件《游猪图》。

蹇氏藏本《游猪图》

蹇氏藏本《游猪图》及茫父题跋

蹇人毅先生是贵州画家，其父蹇先艾则是著名作家，曾任贵州省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蹇人毅先生在《乡土飘诗魂——蹇先艾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06—108页转述了端木蕻良讲述的《游猪图》的故事：“有一次，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在新月茶楼宴请一些艺术家和名流，梁启超、王梦白、姚茫父和我的七祖父蹇念益均在座。”在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年宴集作画的盛况后，蹇先生写道：

端木蕻良先生的这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在读文章的时候，《夕阳芳草见游猪》这幅画正好在我家里。其实，当年这幅画的原作并没有不翼而飞，是由我的七祖父蹇念益征得梁、王、姚三位先生的同意后，从《晨报副刊》的编辑部取回，珍藏起来，后来，传到我的三伯父蹇先达的手中。

1964年，我父亲赴北京参加了全国文代会，顺便去看望三伯父，在他家中发现了这幅画，一见便爱不释手，那时，三伯父因病已半瘫痪，见自己的弟弟由数千里之遥的家乡来探望自己，心情非常激动，又见父亲老在画前玩味，便割爱将它赠给了我父亲，并叮嘱一定要好好保存。父亲回筑后，把这幅画挂在书房的墙上。

笔者辗转联系上蹇先生，渴望一睹“母本”《游猪图》的神采。然而，当照片发过来时，笔者大感意外，太有趣了——这竟然是又一件《游猪图》。

这件《游猪图》与前述两件明显不同。首先是尺寸有别，1927年《游猪图》高146.6厘米，宽44.2厘米，高宽比大体是3.3比1；1926年《游猪图》虽然没有标注尺寸，但是从图片推测，高宽比大体是3比1；而蹇氏所藏这一件，很明显，高宽比只有2比1。蹇氏藏本《游猪图》上的任公题字，与母本《游猪图》内容相同，惟字体更近隶分。茫父题跋稍详细，在抄录《赋得夕阳芳草》五言古体后，有一段跋文，有助于我们了解此作身世：

乙丑冬至前二日，季常得王云梦白此作，以予曾为黄澄子美题诗属重录焉。周大烈印昆颇赏柔字韵，实则游戏之作，无得失可言也。姚华茫茫父。

从跋语可知，蹇念益（季常）先生获得这件《游猪图》，是在乙丑冬至前二日，也就是1925年12月20日。而新月社那件母本《游猪图》归黄子美所有。蹇季常是梁任公志同道合的同志，也是新月社骨干之一，与姚茫父、陈师曾、王梦白等书画家皆友善。当是蹇氏当初有感于王梦白、姚茫父合写《游猪图》之奇趣，于是请梦白重绘，又请梁任公与姚茫父分别补题，遂有此作。

蹇人毅先生文章中说新月社那件“《夕阳芳草见游猪》这幅画正好在我家里”，显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诸本《游猪图》及相关史实梳理

至此，诸本《游猪图》的故事脉络大体清晰，归纳如下：

1925年秋，梁启超、蹇季常、林宗孟、姚茫父、范静生、王梦白诸人宴集于新月社（按，时在北京松树胡同7号院，正是以黄子美的名义租下的），黄子美与徐志摩亦在座。任公以乾隆御制诗句“夕阳芳草见游猪”出迷射第七字，无人猜中，引为笑谈。画家王梦白当场写游猪三头，姚茫父补夕阳芳草并效唐应制诗作五言古体六韵题画，任公以楷书题乾隆诗句为画题。此作乃《游猪图》之母本，归新月社主要赞助人黄子美收藏，目前下落不明。

1925年冬至前两日，蹇季常请王梦白补写一本《游猪图》并请姚茫父补题应制诗其上。1930年季常殁，此作由其三子蹇先达保存，1964年转赠给堂弟蹇先艾，目前由蹇先艾哲嗣蹇人毅珍藏。

1926年5月9日，《晨报副刊·星期画报》首次刊发母本《游猪图》并配文介绍新月社宴集故事，作者不详。文中仅提到“去秋梁任公先生宴客新月社，座中皆一时俊彦”，并无其余宾客信息。

1927年夏，梁任公又请王

梦白、姚茫父合写一件《游猪图》，后来辗转到台湾，1998年曾著录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清末民初书画艺术集》（第226页，图C59），2009年出现在中国嘉德秋拍“传承与变革——亚洲重要藏家之晚清民国书画集珍专场”。目前藏家不明。

1935年元旦，《北平晨报·元旦增刊》再次刊发母本《游猪图》并配发黄子美亲自撰写的短文。文中明确写出了这次宴集是“一夕蹇季常招宴任公、宗孟、茫父、静生、梦白诸人，予与志摩以地主亦获追陪座末”。

以上是由三件《游猪图》实物及两篇亲历者早期刊发的短文所归纳出的基本史实。然而，由于绘画实物不易见，而两篇文章年代久远，刊物也不易见，以至于这些基本信息知者不多，早在上世纪40年代，《游猪图》的故事就已经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信息失真与文本变异。

《游猪图》故事的文本变异

熊佛西与《游猪图》

1941年，梁任公逝世14周年，著名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应周之风之约，写《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一文以纪念，刊于1943年2月《文学创作》1卷5期。文中非常简略地提到《游猪图》故事：

又一次，在一个宴会上，某名士忽谓古今诗人从不以“猪”字入咏，先生乃诵乾隆“夕阳芳草见游猪”之句。

这是《游猪图》故事首次出现在熊佛西笔下，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但却是故事“由头”变异之始。1947年，熊佛西发表《故画家王梦白》一文，刊于《评论报》1947年第9期，第16—17页。再次提到《游猪图》故事：

吾友王羽仪兄昔与梦白过从甚密，故羽仪所作各画亦颇得梦白神趣，三年前余在桂林时见王君，所作《夕阳芳草见游猪》一幅，极似梦白笔墨，几乎可以乱真，是画题云：

“十年前余访故画家丰城王梦白先生于旧京之受璧胡同，见其所作游猪一幅，梁任公先生题‘夕阳芳草见游猪’数字，并跋为乾隆御制句。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席间因画及诗，本为古来未有以‘猪’字入吟咏者，时任公先生在座，谓乾隆御制诗曾一度及之，因诵‘芳草游猪’之句，并跋记如此云云。梦白任公两先生既先后作古，此画遂不知流落何所矣。客中偶忆此段翰墨因缘，爰仿其意作此，离乱以来，书画久疏，未能拟其万一也。”

据余所知，题中所云“某公招饮”之“某公”，乃新诗人徐志摩也，当时新月社方成立于松树胡同，常举行雅集，此次参与盛会者除任公与梦白外，尚有胡适之，陈西滢，凌叔华，梁思成，林徽因诸先生与女士。然画家仅梦白一人，盖其喜与绘画圈子以外之人士交游。

文中说三年前也就是1944年，在桂林见到王梦白的弟子王羽仪所临写的《夕阳芳草见游猪图》一幅，“极似梦白笔墨，几乎可以乱真”，而画上长题云“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可知王羽仪先生见到的正是母本《游猪图》。至于招饮的“某公”为谁？恐怕王羽仪作画时已不复记忆，显然是其较生疏者。而熊佛西先生则写道：“据余所知，题中所云‘某公招饮’之‘某公’，乃新诗人徐志摩也，……此次参与盛会者除任公与梦白外，尚有胡适之，陈西滢，凌叔华，梁思成，林徽因诸先生与女士。”这已属于“小说家言”了。尽管他所举5人皆与新月社关系密切，然而1925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尚在美求学，怎么可能与会？如果是大名鼎鼎的徐志摩宴客，王羽仪又怎会在作画时不复记得？

熊佛西先生的“据余所知”不知所据为何？听上去很有“知情者”“当事人”的味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非当事人，从他的“演绎”可知他亦非知情者。这是目前所知关于“游猪图”故事文本最早的大规模“变异”。当然，熊佛西只是听闻、转述，说明“游猪图”的故事在当时已经有了多种版本流传。

刘海粟与《游猪图》

著名画家刘海粟也曾以“亲历者”的口气谈论过《游猪图》的故事（按，刘海粟：《忆梁启超先生》，实际由柯文辉执笔，最早刊载于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后收入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90—333页）：

……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刘海粟口中宴会的主人沿用了熊佛西的说法：徐志摩，参与者又多出了闻一多和刘本人。文章以对话体写出，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觉。不过，在1981年刘海粟本人道出这段“逸闻”之前，未见有任何文字提到过他也是《游猪图》宴集的亲历者。让刘欣慰的是，1986年，柯文辉撰写《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27—128页），在刘说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演绎：

……

海粟自小曼家里回来，屋里面很热闹，胡适之、志摩、茫父、梦白围成半圆圈看诗人闻一多给梁任公画像。

海粟一看，一多的画线条结实(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形也抓得很准。宽圆的脑门，方下巴，阔嘴，含笑的眼睛，勾出任公睿智的学者风度。

“好啊～～！”海粟大声喝采，然后才招呼朋友们。

“我不是画家！你和姚、王两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一多笑得赤诚、谦逊。

“你的诗很好，诗和画是分不开的。”海粟说。

“那你也写写新诗嘛，既然分不开。”一多“将”了海粟一军。

“我只看不写。沫若、志摩也劝过我，慢说下海，票友也不会当，还是画我的画！”海粟笑了。

“海粟也来一张速写吧！”志摩出了题。

“我画得不好，你快动手！”一多也在催促。

“梁先生累了，不画了！”

“画吧，不要紧！”任公喷出一圈圈青烟，颇有兴致。

海粟画得很奔放。下巴方厚，嘴唇突出，眼角略带笑纹。

志摩从饭馆叫了几个菜，除了茫父和海粟能来几杯，其余皆非高阳酒徒。

“古代诗人都吃肉，可是没有人写过猪。”胡适为猪鸣不平。

“不见得，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任公纠正胡适的说法。

“可有人画过猪吗？”胡适又提出疑问。

“没有人靠画猪而成名，但是可以画的。”梦白回答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又在凑趣。

梦白放下筷子，走到海粟下榻之处，几笔就勾成了一只猪，墨韵极好。

任公题上乾隆成句，茫父写上一首诗，此画后来载于《晨报》。原画由任公送给了好友蹇季常，现存贵阳老作家蹇先艾家。

当年刘海粟居京时，曾是新月社的常客，也常在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作品。他或是看到过《晨报副刊·星期画报》刊发的《游猪图》及文章，或是曾经听当事人如徐志摩、黄子美等讲述《游猪图》故事，故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1981年，在刘向柯文辉口授《忆梁启超先生》一文时，采用他惯用的“乾坤大挪移”手法，将自己的经历与《游猪图》宴集故事拼接糅合在一起了。刘的名气之大，使其文章广为流传，又被不断转载、收录在各种选本中，以至于“流毒深远”。

而不可思议的是，韩石山在撰写《徐志摩传》时，直接沿用了刘、柯二人的演绎。更不可思议的是，徐刚在撰写《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时，也采信了刘海粟的“小说家言”。于是这“小说家言”也便借着徐志摩、梁启超等严肃的传记堂而皇之地被世人接受为“史实”了。限于篇幅，笔者不在此转引两本传记中的文字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出来对照着读一读，一定不觉莞尔。

如果说普通小报作者出于猎奇而写闻人轶事，尚可理解。但是为人立传，特别是为梁启超、徐志摩、刘海粟这样的历史人物写传记，贵在尊重史实，岂能如小报记者猎奇般不加考证？其实关于《游猪图》的第一手资料并不难检索，徐刚文中已经提到1926年5月发表于《晨报副刊·星期画刊》的《夕阳芳草见游猪》一文，却不知为何没有采信这最早的报道，反而采用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由刘海粟口述、柯文辉执笔的一篇随笔。此外，徐文将《夕阳芳草见游猪》一文归在任公二弟梁启勋的名下，又不知所据为何。笔者推测，是他在参考夏晓红编《追忆梁启超》一书时，将梁仲策（启勋）所撰《曼殊室填词》一文的两条注释混为一谈了，这两条脚注并列，第一条是对作者署名“仲策”的注释“即梁启勋”，第二条就是对“夕阳芳草见游猪”典故的注释，节录了1926年5月9日《晨报副刊·星期画刊》的《夕阳芳草见游猪》一文。

梁启超弟子吴其昌先生于1943年撰写的《梁启超传》，是非常严肃之作，十分遗憾的是——200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该书，附录居然也收入了刘海粟充满了“不真实”的《忆梁启超先生》一文。

还有一个例子，则更能说明刘海粟演绎的《游猪图》故事“流毒深远”，且更为可笑，那就是关于“胡适与梁启超谁学问更渊博”各种版本的无聊演绎。如：文林编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现代出版社，2010年，第347页）；梦江南著《人间最美纳兰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6页）；王恩山主编《散落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黄团元著《文人有行：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页）；刘超著《讲台上的民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页）；纪陶然著《微言大义：晚清民国留言簿》（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王牧编著《微历史：1840～1949百年家族》（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页）；潘剑冰著《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

此外，尚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从字里行间可知，所有这些关于胡适与梁启超谁更渊博的津津乐道，都源自刘海粟的“向壁虚造”，而上述作者皆当做“史实”来加以引用。

结语

行文至此，不能不发感慨：一言之立，其不易若此！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上述三幅作品（或其图片）的存世，仅仅依靠文本的流传，关于1925年秋天发生在新月社的那次宴集之真相，会是多么扑朔迷离。任何事件，在口口相传或文本转述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信息的衰减和变异，《游猪图》的故事真真是“图像即历史”的佳例！《游猪图》故事的趣味性，使得当时的亲历者大都乐于作为谈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变异，“添枝加叶”，或许会更有趣、更生动，但是距离真相也就渐行渐远了。《游猪图》故事虽小，但是其流转传承中不断演绎和变异的过程，人们在引用和转述历史故事时的态度，不是值得每一位作者思考吗？其所折射出的现象，不是值得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引以为戒吗？

作者：杜鹏飞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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