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近代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话题。如何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综合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阐述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课题。

新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书，恰是一部系统探讨西方天文学如何经由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专著。

诚如傅斯年强调的，历史研究要扩张新史料和扩充新工具，扩大旧范围；陈寅恪等人也主张以新材料治新学问的预流。《通天之学》对“旧范围”和“新学问”的拓展，体现如下：

其一，是对汤若望和欧洲星占术的早期传入及其背景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和穆尼阁传入的星占术情形进行了对比。以往学界多认为穆尼阁和中国文人薛凤祚合作翻译的《天步真原》最早介绍了欧洲的星占术，而通过对《天文实用》一书成书时间和背景的解读，以及与《天象源委》《道古堂文集》《皇朝文献通考》等文献的相互参证，可以确切知道，《天文实用》是已知最早专论西方星占术的著作，且对《西洋新法历书》的刊刻和《崇祯历书》的完成起到了转承的作用。同时，作者对汤若望、穆尼阁、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张永祚等人在介绍欧洲天文学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也进行了梳理。

其二，是对康熙南巡和观星台观测老人星事件，从中西史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揭示了理学大臣李光地学习西学与此次事件的关系。杨光先反教案导致了中西历法之争，也促使年幼的康熙帝亲自向耶稣会士学习。作者指出，康熙帝对科学的重视，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和治理国家的需要，更有出于权术的考量。作为君主与布衣之间沟通的桥梁，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与康熙的对问以及仕途的沉浮，很好地折射了康熙如何运用科学新知来达到控制汉人之目的——这一成果也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为关注和引用。

其三，是通过中西文献的互证，重构了康熙时代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并对历法改革的缘起和日影观测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从比较科学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法国皇家科学院（格物穷理院）科学考察计划的介绍，揭示了康熙时代蒙养斋算学馆设立所受到的法国影响；作者还首次指出《历象考成》原名《钦若历书》，其编纂与康熙时代国人“自立”精神密切相关，并分析了康熙帝与“西学中源说”盛行之经过，康熙时代“用其技艺”国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其四，是对康熙时代全国范围内大地测量的研究作了新的拓展。作者根据新发现的中西文献和档案资料，就康乾时期地图测绘的缘起、经过，耶稣会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康熙《皇舆全览图》对后世的影响等一一进行探讨，尤其是对“西洋筹人”耶稣会士安多在子午线测量方面贡献的还原，弥补了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

其五，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主要涉及奉教天文学家在“礼仪之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康熙和乾隆时代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的传入，并推断安多最早向黄百家介绍了哥白尼学说。通天与敬天，构成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传播的主旋律。作者指出，耶稣会士以科学和艺术的名义，为天主教事业工作，天文学成为通达皇帝的工具，维系了天主教在禁教期的艰难发展，也使得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得以持续。

此外，书中还考证了一些天文学译著的欧洲来源，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指出闵明我所编《方星图解》译自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的星图；巴黎天文台所藏雍正刊本《御制历象考成表》由戴进贤所编，来自耶稣会士N.Grammatici的著作，牛顿月球理论由此间接传入；指出乾隆时代天文学著作编纂背后的复古倾向，并对此现象作出了解释。

作者：毛志辉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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