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玉书于2019年1月5日离世，享年85岁。复旦大学德语系主任魏育青教授撰文纪念张玉书先生：这位正直、坚毅、挚爱、热情、无私，为理想而不懈努力的老人所翻译和研究的，大多是令其感动不已、引起共鸣、奉为楷模的作家：海涅、席勒、茨威格。这位永远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文学“大使”更推动着中国日耳曼学的国际化，开辟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张玉书1934年出生于上海，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译介和研究以海涅、席勒、茨威格为重点，延伸到德国浪漫主义、德国魏玛古典文学和19/20世纪之交的德语文学。著有《海涅·席勒·茨威格》《茨威格评传》，德语论文集Mein Weg zur Literaturstra？e；担任主编和主要译者的有《海涅文集》（四卷本）、《席勒文集》（六卷本）、《斯·茨威格文集》（四卷本）等。他翻译的海涅《诗歌集》《论浪漫派》、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华伦斯坦》《强盗》，茨威格的作品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世界》等已成为德语文学汉译名篇。

1999年，张玉书创办中德语言文学文化年刊《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e），该刊从2002年开始成为中国学界第一部在德国用德语出版的学术刊物。2006年继而创办了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这两部刊物已成长为中国德语学界研究和翻译成果发表的重要园地，直接促成了国际日耳曼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有些人的离去，确会让人感受到他们留下的空白。

2019年元旦后，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先生与世长辞。一周来，微信圈里哀思如潮，都在深切怀念这位中德“文学之路”的奠基人和引领者，几代德语教师和日耳曼学学者尊崇的学术楷模和精神领袖；德国歌德学院、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的网页上也已经或者即将登出悼文，称其“四十年来给中国、东亚、国际日耳曼学打下了烙印”。确实在日耳曼学界，张玉书先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有幸与先生相识，是在1997年北大举办的第二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上。在此前，我就拜读了先生“文革”前就已译出、1979年方得出版的海涅名著《论浪漫派》，为先生译笔之精湛赞叹不已。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也曾尝试翻译一些德语文学和社科作品，期间从先生译作中收益良多。在这次研讨会上得见真人，当然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先生对我进行了鼓励和鞭策，并在他主编的论文集《海涅也属于我们》中收入了拙文。

张玉书译《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海涅翻译和研究，是先生的工作重点之一。早在本科生基础阶段，他就翻译了海涅的《抒情的插曲》，从冯至教授的八字评价“流畅有余，含蓄不足”中汲取了力量，不断进取，终于在海涅翻译和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从1980年代初至2015年出版《海涅选集》（诗歌卷、游记卷、批评卷等）《卢苔齐娅》《自白：海涅散文菁华》《勒格朗集》《青春的烦恼》《海涅抒情诗选》等精品十余种。1987年9月，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又与诗人故乡杜塞尔多夫的海因里希·海涅研究所合作，使许多学校的师生也从中受益。后来在“文学之路”上（2010年“文学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德国举行期间），先生在海涅研究所得以抚摸诗人手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1979年才第一次踏上德国的土地，乘坐的瑞航飞机降落在斯图加特，那里矗立着席勒的塑像。这位歌颂人的自由和尊严、洋溢着人道主义理想精神的文豪，也是先生注目的焦点之一，他翻译出版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席勒戏剧诗歌选》以及席勒的美学文章等。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国际席勒学术研讨会，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开幕式也是先生主编的《席勒文集》的首发式。这套由张玉书、钱春绮、章鹏高、朱雁冰等一代名家携手合作而成的六卷本堪称是中国席勒翻译研究的标志性事件。2005年正值德国“人文学科年”，著名学者莱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世界报》撰文称张玉书教授是中国日耳曼学者的Doyen（该词源自拉丁语decanus，在广义上用于称呼某一领域德高望重的引路人），盛赞中国学者在他带领下做出的工作。在“席勒年”，日耳曼学海内外学者集成了德语论文集《有朋自远方来》（W enn Freunde aus der Ferne kommen–Eine west-？stliche Freundesgabe für Zhang Yushu zum 70.Geburtstag）庆祝先生七十华诞。

张玉书创办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杂志（第三卷）

先生希望人们喜欢“席勒、海涅。他们的理想主义，文章风骨鼓舞了一代代的读者。席勒具有超人的毅力，过人的勤奋，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他几乎一直带病工作，只活了46岁，便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惋惜崇敬。海涅既是诗人又是战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警世者。他1848年卧病在床，达8年之久，躺在‘褥垫墓穴’中还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要警惕那些以革命之名行欺世之实的政治骗子。他们的戏剧诗歌散文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人性的升华。”

先生著有论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1987），20年之后又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心得和翻译体会，撰写了《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这几位大师从不同的方面给我力量，为我树立榜样。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茨威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读者便开始为茨威格疯狂。这说明人性永恒，不会泯灭。这是茨威格魅力所在。”茨威格在中国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先生的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他的译本文笔舒畅，精细入微，有效而传神地再现了原作的风采，赢得好评无数，有读者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对张先生的钦慕之情。他的翻译，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文学观。”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到2018年问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先生编选翻译了数十种脍炙人口的茨威格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藏》《心灵的焦 灼》（《爱与同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夜色朦胧》《马来狂人》《火烧火燎的秘密》《人类星光灿烂时》《里昂的婚礼》《三大师传》《巴尔扎克传》……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生曾在《巴尔扎克传》出版之前，嘱我对部分译稿提点意见，对我斗胆提出的不成熟看法，先生不以为忤，这位真正的学者从不摆架子，而是虚怀若谷，在频繁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浅。

2012年11月，先生大力支持中国人大德语系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举办了“国际视野中的斯·茨威格研究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很大影响。2017年10月中旬，以“文学、语言和媒介中的传记语体”为主题的《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先生翻译的茨威格作品《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的首发式。这本传记差不多成了先生茨威格翻译的收官之作。

先生早在1958年就参与了《德国文学简史》编撰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德语文学史。以后的翻译和研究也涉及克莱斯特、施尼茨勒、梅林、古斯塔夫·弗莱塔克、埃尔文·魏克德等人的作品和理论，在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化方面，有《聊斋志异选译——瞳人语集》（W undersame Geschichte aus der Studierstube der Mu？e）德译本等问世，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各类成果更是难以一一统计。此外，他还在德国出版了厚达649页的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接受史、学科史、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中国文化外译等领域的问题。但先生用力最勤的，还是上述三位德语文坛巨擘的译介和研究，而这是和先生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紧密相连的。这位正直、坚毅、挚爱、热情、无私，为理想而不懈努力的老人所翻译和研究的，大多是令其感动不已、引起共鸣、奉为楷模的作家。

在中国日耳曼学的国际化方面，先生更是功不可没。他与德国多所大学、研究所以及重要文化机构如洪堡基金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日耳曼学大会等建立合作，学术外交极为活跃和持久，为中国日耳曼学者和德语教师搭建和拓宽了深化交流、大显身手的平台。这位永远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文学“大使”很早就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了交往，与众多德语国家著名学者建立了友谊，为合作创造了良好的信任基础。他应巴伐利亚文化部邀请考察德国教育制度，在拜罗伊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提议下，被选入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会（Kuratorium des Deutsch-ostasiatischen Wissenschaftsforums）。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表达对先生学术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应邀去美国巡回演讲，与众多美国当地同行切磋交流。圈内人都知道东亚日耳曼学的“三驾马车”，即先生与韩国和日本日耳曼学的元老级学者，德韩文学翻译研究所创始人金秉玉教授和前日本日耳曼学者协会主席木村直司教授。三位老人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了三国在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多方位合作，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在中国日耳曼学走向世界方面，先生的突出贡献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在世纪之交时创办了德语学术刊物《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sse）。他2009年在德国出版的论文集即名为《走向文学之路》（Mein Weg zur Literaturstrasse.Ausgew？hlte Arbeiten eines chinesischen Germanisten），力图克服西方的偏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强调交流和沟通，促进理解和互惠。

在第13次“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先生也深情地回顾了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这条“中德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艰难历程。他看到日本和韩国的日耳曼学界都有本专业的学术刊物，感到中国应该急起直追。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文学之路》诞生了，2000—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起在德国K？nigshausen&Neumann出版社出版，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由中国和德语国家一些重要学者组成，在《文学之路》上以德语发表学术文章的除了国外学者，主要还有国内各高校德语专业的教师，他们当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和前途无量的科研新秀。《文学之路》的课题光谱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从小说、诗歌、戏剧到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从跨文化研究到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从纯语言学问题到中德语言之比较，丰富多彩。刊物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应该说符合先生当年的初衷：充分展示中国日耳曼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长足发展，平视、互惠地与全球日耳曼学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事实上在先生的主导下，这本刊物受到德语国家以及日、韩、美等国的学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好评，在日耳曼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刊载的论文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相关网页上在线可见。与《文学之路》长年相伴的是“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先生精心策划下，迄今为止已先后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以及中国多地举办了十余次会议，主题丰富，视角多元，在国际日耳曼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促进了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记得2006年10月5日经过德国浪漫派著名诗人诺瓦利斯的故居，先生见其中展示了日本学者的专著和译作，几小时参观逗留下来，深感国内对德语文学精华的译介还远远不够，于是他雷厉风行和大家商量，并争取到德国弗里茨·蒂森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于2007年创办了《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并在发刊词中写道：“海涅曾把他的老师,杰出的翻译家奥·威·施莱格尔称作探幽寻胜、猎奇夺宝的能手。……我们就以这位浪漫派领袖、出色的莎士比亚的翻译者，作为我们的榜样，把深埋在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奈卡河、伊莎河与密林深处的奇珍异宝打捞、开掘出来，精心雕琢，认真移植，以东方的面貌，华夏的风采，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语言外壳迥异，灿烂辉煌依旧，神韵精髓不变。”这本翻译及评论年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努力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和评述德语文学中的名家佳作，迄今也已出版了九期，主题涉及德国浪漫派、诗意现实主义、魏玛古典文学、流亡文学、转折文学、世纪末文学、女性文学、德语诗歌、德语戏剧。

《文学之路》和《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先生与他的弟子们和梯森基金会共同建造的“两条从东往西，从西往东沟通中德两国人民心灵的文学之路”。正如一位同事所言，先生“看似有些威严，内心却很柔软”，在文学之路上无比热情地关怀、提携、扶持后辈，无数中青年学者对此深深感恩；先生襟怀广阔，对非985和211的高校也同样是大力支持，他从无一己之私，而是始终以发展中国日耳曼学为理想，带着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精神投入其中。

先生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动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发动机之一。如今先生遽归道山，留下了一块巨大的空白。虽不能像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和先生频繁通信（我用汉语请教，他习惯以德文回复），再也听不到他以雄浑有力、富有磁性的嗓音吟诵海涅的诗歌，但他那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斗志，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的精神，“盗天火架心桥”的使命感，似乎仍在激励我们前行。

作者：魏育青 作者为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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