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煤炭运抵上海

1949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上海胜利解放，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考验：能否尽快稳定上海的经济局势、保障上海人民的民生需求。这不仅是惨遭国民党蹂躏多年的上海人民的迫切渴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交出的一份答卷：中国共产党不仅能打天下，也能够治天下。如果说军事上淮海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不可挽回的失败，那么解放后上海经济恢复平稳正常的胜利则标志着新生的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并从此走向“天下大定”。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在评价上海统一财经、平抑物价工作上的胜利时指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物价稳不稳，饿不饿死人，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式尽了一切努力减少战争对上海城市的伤害，同时在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下，团结发动上海各界市民在各自的行业和岗位上保护上海免遭敌特破坏，但由于国民党经济上早已破产，上海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市在解放前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工人失业、投机肆虐、物资短缺。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是最突出的问题。通胀的祸根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埋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法币”发行量为5000亿元，但到1948年时竟然高达660万亿元！为了平抑物价，国民党当局曾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并派蒋经国为“督导专员”，率领所谓“戡乱建国总队”的第六大队到上海强行限价。然而仅两个月，限价政策即告破产。上海米、肉、面粉等物价又如决堤洪水，迅猛上涨。到1949年四五月，上海的物价不是按照天来计算，而是按照小时来计算，有时一天里竟会上涨二三倍直至四五倍。

▲采购物资的解放军指战员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加紧经济掠夺和搜刮，致使大批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威胁。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500万人口中，失业、无业人员高达42万之多。到1950年初，上海失业人口已经降到20多万，但仍然占到当时全国100万失业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在上海的失业工人中，有举债度日的，有捡菜皮糊口的，有变卖家具的，自杀、铤而走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失业的压力还引起失业工人与资本家、失业人员与在业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严重隐患。

1950年2月，陈云指出，老百姓是拥护我们的，但“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简而言之，稳定的市场物价，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解放后上海的经济状况既是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反过来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

市民拍手称快：“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国民党逃跑之前，从上海运走黄金277.5万两、外币1537.4万美元、银元1520万元。国民党印的金圆券形同废纸，也间接打击了上海市民对纸币的信心，许多人只相信银元或以物易物，而上海的某些商店甚至公开拒用人民币。在这种局面下，打响一场“银元之战”，消灭银元投机，建立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就成为解放后上海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迟浩田在《为了人民的上海——纪念上海解放48周年》一文中曾经详细记录过上海“银元之战”的经过。

1949年5月25日至6月9日，上海市投机商疯狂炒作银元，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天内上涨5倍多。为此，解放军华东军政委员会在6月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和《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禁止一切外币在市场流通，明令禁止市场交易以金、银计价。但投机分子冥顽不化，黑市交易屡禁不止。

人民政府执政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原是国民党留下的祸害。1948年蒋经国坐镇上海，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不能幸免，结果收走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万元、白银无数，而把一钱不值的巨额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物价怎能不飞涨？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一入城便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元、大米，银元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就涨到1400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就会立不住脚。

▲棉纺厂女工清点库存产品

陈毅深知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陈毅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抛出10万银元，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凭借资金雄厚，将10万银元一吸而空。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决定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6月7日晚的中共华东局会议，邓小平主持，对行动方案作了最后研究，赞成陈毅的意见：干掉它！报告中央后，毛泽东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两个营的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八层高的证券大楼，各组工作人员迅速进入各房间搜查。在“厚生证券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仅操纵行情的电话就有25部，夹墙里还搜出几十块黄金。大楼里的清理盘查工作持续了两天一夜，许多正当商人经盘查被先后释放，最后只留下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观者如潮，市民莫不拍手称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场干净漂亮的突击战，霎时传遍上海，震动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

“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后，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建设能力得到认可

“银元之战”后，上海市民虽然已经接受了人民币，但物资匮乏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基础仍然存在。上海刚解放时，人民政府接管的粮食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煤炭只够使用一个星期，私营棉纺厂的存棉只够维持约一个月的生产，其他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存底也很少。解放后，国民党多次派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工厂、电厂受到破坏，工厂生产能力受到很大冲击。此外，国民党还武装封锁了上海的出海口，并不断派飞机轰炸和扫射长江航线，致使上海内外交通条件持续恶化，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受阻停滞，极大地影响了工业原料和基本生活物资的及时调入，造成粮棉等主要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和一些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停工，这都严重危及上海日常生产、生活基本物资的供应。

▲东北大米在火车站装卸，准备运入市区

同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长期弥漫着一种“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的习气。刚解放时，上海有二三十万人专门从事“踢皮球”“轮帽子”等商业投机活动；当时全市纱厂不过96家，而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纱号有360家、棉布号2371家，还有从事投机的糖行644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钱庄为投机分子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加深了上海人民的困难和痛苦。

面对严峻的经济困难，解放军指战员首先站了出来，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大力减少开支。陈毅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将自己的警卫人员从16名减为6名。上海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省下军粮用于支援反封锁斗争，让上海各界群众深受鼓舞。

光靠解放军官兵勒紧裤腰带可不行，还得彻底解决物资投机。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从华东、华北、东北及中原地区调运大宗物资，全力支援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统一行动，集中抛售粮、棉、煤、盐等，同时抽银根、打击钱庄，切断投机分子的资金供应。投机分子眼看物价被打下来，又面临资金链断裂，只得加入抛售行列回笼资金，而这又进一步加剧物价回落。从1949年11月下旬，上海物价开始逐步回落，上海的投机势力再也无力操控市场。

解放初，上海物价波动的直接原因是物资匮乏、投机炒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当时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如公粮、税收及全部仓库物资，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统一财经不仅是恢复国民经济，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统一财经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却相对减少，而财政收支求得平衡后，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就被消灭了，平稳物价就有了基础。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向国内外证明了自己的经济建设能力，毛泽东评价这是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作者：卫中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磊

上海市档案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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