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在上海留影。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市政府举行文化界盛大集会。座谈会上，曾被国民党关押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站起来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刚落，陈毅马上插话：“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对于这个历史细节，已故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清晰地记了半个多世纪，在文献纪录片《1949：接管大上海》中，她回忆了这段往事。正是在这个有162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军人市长陈毅，也了解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投下的关爱与深情。陈毅用了近四个小时的演讲，打消了解放初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宣传贯彻了党团结爱护知识分子的政策，“我愿同大家一道共同前进。”

“很多知识分子通过这次座谈会开始接纳新政权，很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心回到祖国，只是当时的中国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教师生活。回忆过去的这段时光，仿佛一切就在眼前，周小燕曾说，当时知识分子心里都这样想——不只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还相信共产党能建设中国。

周小燕的话，讲述了一个事实——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那段岁月，对当时占中国文化超过半壁江山的上海，如何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有影响的人士，我党颇下过一番功夫，甚至是当作跟解放上海不相上下的一桩重要事业在做。而由陈毅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正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方方面面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努力，上海知识分子最终以更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恢复经济和进行新上海的文教建设工作中去。

▲秦怡用打腰鼓的方式，表达拥抱新生活的喜悦心情。（1950年摄）

和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谈心交心做朋友

——团结知识分子，陈毅说是“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一个”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周，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把负责接管文教事业的夏衍和周而复找去，要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统战部共同提出一个名单，召开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对夏衍和周而复说，所有上海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请到，人多一些不要紧。

当先期拟定的100人名单送他审定时，陈毅不仅全部同意，还把少数遗漏的知识分子一个个地补上去，陈毅说“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一个”，团结的人愈多愈好。后来就有了前文说到的陈毅在会上说“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一番谈话拉近了和文化艺术界的距离。

有人回忆，陈毅在与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负责同志交谈时说：“你们接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是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情况不清楚，不要居高临下地乱管；要先接后管。先让他们安心、放心，然后和他做朋友，谈心、交心。”

陈毅自己对知识分子也是爱护有加。进上海后不久，他就先后登门拜访了许多专家学者。在看望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时，他亲切地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的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陈毅还登门拜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张老介绍和出版过的西方名著不计其数，当时他已78岁高龄，瘫痪在床。看到陈毅，张元济难抑兴奋之情，想从床上坐起来，苦于身子动弹不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张元济住院期间，陈毅多次去医院探望，并互通书信商谈工作和问候。张元济将新出版的《烬余录》送给陈毅，陈毅收到后马上亲笔回信。回信最后说：“弟顷在南京处理军务，他日返沪，当图快晤。辗转细读书末签名，知尊恙日就痊可，可喜可贺。”当时，上海刚被接管，作为市长的陈毅政务繁忙可想而知，然而他竟可以做到细心察看张老的签名，从中推断其健康恢复程度。可见对老一辈专家学者关切之深，令人动容。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公演，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

——梅兰芳率团连演三天大戏欢迎慰问解放军

上海解放的这一天清晨，梅兰芳见到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就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1949年5月31日起，一场欢迎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义演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日，承担此次演出的便是梅兰芳领衔的剧团。

其实，梅兰芳与我党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结下了深厚的交情。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住在马斯南路107号（现思南路73号），人称“周公馆”，公馆南面隔着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注意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宣传党的政策。梅兰芳作为文化界著名的爱国人士，自然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兰芳，同他探讨国内外形势。周恩来也通过朋友余贺会见梅兰芳，会面的地点就安排在余贺家中，这样可以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表同意。

临解放前，党组织委派著名戏剧教育家、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由他出面当“说客”。那天，熊佛西来到周信芳家拜访，周信芳把他迎进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就猜出了他的来意。他郑重地说：“请放心，我是不会跟着国民党走的，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熊佛西说自己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并陪同一起拜会了梅兰芳。梅兰芳对熊佛西和周信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

▲1950年9月,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式对外开放。

“我好像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抱里”

——上海的早晨成为许多名家一系列创作的触发点

千百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1951年1月，黄佐临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这对黄佐临来说是件不同寻常的事，那么多年来他潜心戏剧艺术，从未想到要任一官半职，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人民的委任。

在文艺处的工作中，和他共事的是处长陆万美。这是黄佐临第一个比较接近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多次提到从陆万美的身上深切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作风和工作方法。“他待人接物是那么和蔼、亲切、有耐心；处理问题又是那么的有原则，那么有条不紊……”过了没多久，陆万美调任云南，黄佐临本人也因筹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而离任。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却日益加深。在三十年后，他组织并执导话剧、电影《陈毅市长》时再一次坦陈，全面了解新中国成立两年来的惊人成就，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创作的触发点。

“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著名作家靳以在散文《幸福的日子的开始》里写道，“我好像多年流浪的游子，又扑到母亲的怀抱里。”作为华东作协(后改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靳以在1957年受命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起名《收获》，意在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并邀巴金同为主编。这是他璀璨人生的最后一章。《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作者：陈熙涵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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