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战士们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绘成图片，挂在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学习。（资料照片）

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上海战役前后历时16天，在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下，人民解放军同上海地下党里应外合，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将城市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上海战役书写了世界城市攻战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光辉典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新篇章。

“瓷器店里打老鼠”

军事目标服从政治目标，完整地保全上海

上海战役的奇迹，首先是军政全胜，军事目标服从政治目标。从单纯的军事战变成政治战，完整地保全上海，就是上海战役的最高政治目标。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革命进上海，要过一道难关。”“难关”之难，不在军事，而在政治，“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政治进城。”上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城市攻坚战中，攻城战斗持续时间最久、牺牲最大的战役之一，一共有7613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夕。如此巨大的牺牲代价，就是为了实现完整保全上海的政治目标。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最大的经济中心。早在三大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即将挥师南下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就将千里之外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事宜摆上议事日程。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和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进行商讨，并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运筹帷幄，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既要歼灭防守之敌，又要完整地保全上海”，就是解放上海的总的指导思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南京，解放苏南、皖南、杭州、嘉兴等地，对上海国民党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上海是国民党防守的重点城市，蒋介石亲自赶赴上海部署，企图凭借退集上海的20余万兵力和精心构筑的永久、半永久工事组成的防御阵地，负隅抵抗，争取时间，抢运上海储存的外汇黄金和各种重要物资设备，把上海搬空、打烂、打光。

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看，人民解放军已占据压倒性优势，军事上全歼上海守敌并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党中央从政治战略的高度考虑上海解放，为了完整保全上海市区，使当时中国城市精华免遭炮火破坏，以利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在制定作战计划和纪律时，特意把在市区不准使用重武器和炸药，列为攻城最重要纪律之一。负责上海战役的陈毅、粟裕等人坚决贯彻中央的指导思想，把军政全胜作为解放上海的战略目标，反复告诫参战指战员，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把上海交给上海人民才是大胜、全胜。陈毅把解放上海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又不损坏瓷器；强调攻城时机，不以军事上攻城部队是否准备为准，而是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情况而定；接管工作准备完全就绪后，才能发起总攻，以便“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使上海各行各业的接管工作有充裕时间准备，井然有序地进行。

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军退路”，迫使守敌为保护其退路而集中全力在吴淞口周围与我军决战，大量歼敌于郊外，使市区免受破坏，又使守敌不能从海上运走更多物资，最后才实施总攻，四面八方同时出击，一举解放上海市区。

宝山烈士陵园内的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本报记者赵立荣摄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广大参战指战员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为了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市区作战时，面对敌军凭借高楼大厦居高临下的火力网，解放军宁肯牺牲自己也不使用火炮和炸药，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上海重要的设施、建筑、文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在激烈的战斗中，全市水、电、煤气、电话依然畅通运行，商店大都开门营业，整个城市基本保持正常运行，创造了世界城市攻坚战的奇迹。

“不住民房店铺”

睡马路的“见面礼”，赢得人民衷心拥护

把解放上海的军事之战变成政治之战，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的战略目光。政治就是争取人心，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一座国际性的城市，是中国的“半壁江山”，毛泽东曾经一再交待：“全中国与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回到诞生地，第一步就是人民解放军这支威武之师，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上海这座国际城市和上海人民面前。

为了做好解放上海的各项工作，中央在发起上海战役之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30万人民解放军和5000多名接管人员曾经在江苏丹阳、浙江嘉兴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集训，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入城纪律的集中学习、教育，了解上海城市的基本特点和常识，这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早在1949年2月，为了给即将解放的大城市人民一份“见面礼”，第三野战军开始起草《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毅司令员特意要求加入“不入民宅”这一条，指出：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对我军很不了解，我们进城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对不入民宅，当时有的干部想不通，问：“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对此，陈毅坚定地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毛泽东在收到“不入民宅”的电报后，兴奋之余，连批“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其中十项守则第二条，白纸黑字写明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解放军睡马路、“不入民宅”，城不乱、民不扰，成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入城最明显的标志。

5月10日，上海战役即将发起，陈毅在丹阳大王庙的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临战动员报告，再次重申入城纪律，不留情面地指出一些军政干部留驻丹阳期间的种种违纪行为，反复强调要“谦虚、谨慎”：“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的。”把“不入民宅”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再次重申。陈毅还特意指出一条，解放军进上海，除了军纪，还要讲军风，要讲卫生，“在街上不吃东西，头发、胡子、衣服等都要弄清爽。时代化的大城市都是要讲卫生的。”

5月27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上海市区全部解放，当天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房门时，许多人看到了令他们感动不已的一幕：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和衣，露宿在上海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上海人民从这里认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建立起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信任。

解放军胜利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就是在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睡马路一幕后，得出结论：“国民党回不来了。”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的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一幕。

9000多地下党员

地下党组织里应外合，与解放军会师

上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在谈到上海解放时，曾专门讲过：上海解放是胜利会师，解放军从外面往里面打进来，上海人民从里面打出来。上海地下党组织里应外合，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从成立之日起，党的组织就始终坚持在这座城市斗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地方党组织已发展壮大到9000多人，力量遍及全市各主要行业。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在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上海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了国民党的《长江布防图》《上海防区布防图》等重要情报，把国民党在上海集结情况、守备兵力配备、兵力调动等重要情报，及时交送人民解放军，为上海战役的战略部署，起到了巨大作用。1949年初，上海解放和接管在即，党组织动员全市各级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可能，广泛开展上海地区调查和情报收集工作，内容之广泛和翔实，甚至包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地址和电话，这些情报逐级上报汇总，并报送解放区，有的还通过地下电台，报送中央和华东局，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这些材料，编辑整理成了《上海概况》等材料，编印成册，发给准备参加接管的人员，这对以后顺利接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有效挫败国民党溃败前的劫运和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广泛的护厂、护校斗争，反对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企图。1949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为统一各群众团体，重新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下设统一臂章的6万余人“上海人民保安队”，还组织了4万余人的人民宣传队，两者相加共10万余人，成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主要力量。

陈毅市长的题词。本报记者袁婧摄

上海是中国的“半壁江山”，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各民主党派核心成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的集中地，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通过各种关系，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反对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官僚资本最主要的管理机构，垄断了全市主要的工矿部门，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宣传，使该会绝大多数技术人员、档案、物资、设备、资金、外汇都留了下来，为顺利、完整地接管所属厂矿，为解放后恢复和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战役打响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人民为解放军作向导、送情报，协助解放军肃清残余敌人，收缴国民党枪支弹药，劝降负隅顽抗的残敌，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特破坏，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完成解放上海的历史使命。

1949年5月，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高度评价上海解放，“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的胜利，以上海的解放为标志。而新的历史任务：“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尽管还有许多新的困难，但毛泽东预言：“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作者：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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