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歌德提出。在此后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世界文学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在今天，世界文学还有没有新的可能？　或者说，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文学？　在业界看来，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定位。

日前，“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作协联合主办，几十位作家、评论家与学者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探讨。文艺百家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者在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更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期待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更期待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

一一一编者

袁筱一

从歌德到福楼拜，文学不再是对于某种永恒的设计和想象，而是对于世界的新的发现。这是对于文学本质认识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乃至竟有了“现代性”之名。

歌德当年出于对开放的法国的羡慕，想构建一种所谓平等的世界文学，并且相信，在这样的文学图景中，德国会是真正的受益者。在他的构想中，各种语言的文化之间虽有差异，但彼此互补，共同贡献于人类的文明进程。

其时，歌德处在人类对于自己信心满满的时刻。作为浪漫主义的先行者，他相信进步、平等、科学。相信人类的未来，不论这未来是被包含在“人类尚未堕落”的伊甸园时刻，还是被包含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构建中。对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史的解读告诉我们，激变一定是发生在文明酝酿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次，启蒙是一次，而因为社会急速进步，迅速跨入现代社会又是一次。歌德非常幸运，他憧憬世界文学的图景，发现了欧洲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美好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文化最好的时期，也是文化人最好的时期。文化的发展往往会带动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谁在文化发展上占了先，谁就有可能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拔得头筹。

然而后人远没有那么幸运。在法国，不消半个世纪，就有诗人和小说家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堕落———因而也有日后艺术的死亡说———做出了预警。倘若说，“现代性”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文学概念，然而将现代性的缘起定格在19世纪中叶，认定是从福楼拜或者波德莱尔那里开始，原因就在于，和以往的“古今之争”相比，从此时开始的文学和文化艺术从肯定性转向了否定性。也就是说，当浪漫主义者还在期许永恒的时候，在浪漫主义者的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对于过渡、转瞬即逝、偶然的揭示。文学不再是对于某种永恒的设计和想象，而是对于世界的不稳定的发现。这是对于文学本质认识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乃至竟有了“现代性”之名。

后来事情的发展的确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经济、科学、技术等———的顺序倒置了。不是文学或文化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而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影响、制约文学的发展；反过来，文学对于自身使命的认识也从倡导和期许某种更为进步的价值观转向了对于非理性的价值观的抵抗。

全球化基本消弭了文学的异时性，也消弭了基于强烈的碰撞和冲突之上的文学的再生产性。当文学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之时，翻译是无可为的。这固然是翻译的悲哀，但更是文学本身的悲哀。

我们今天所谈的世界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框架下的世界文学。事实上，和歌德时代的世界文学相比，今天的世界文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不同语言文学的同时化。曾经世界文学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发现文学的异时性和异质性。这种文学的异时性在20世纪初也还存在。例如我经常喜欢截取1913这个年份，来开始我20世纪世界文学这门课：在1913年，普鲁斯特历经艰辛，出版了他的　《在斯万家那边》；劳伦斯发表了　《儿子与情人》；庞德在搞意象派诗歌的那一套；而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问鼎该奖项的第一个亚洲人———再过几年，中国轰轰烈烈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到了20世纪末，全球化却基本消弭了这种异时性，也消弭了基于强烈的碰撞和冲突之上的文学的再生产性。例如2016年龚古尔奖获奖小说　《温柔之歌》，小说虚构所基于的事件本身发生在美国，作者将之植入巴黎的背景也毫不违和。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流通的便利性，由于文学流通已经反过来在引导文学的生产，写作者仿佛也在为了世界的读者，而不是本语言的读者在写作，他所造成的阅读困难与文化隔膜越来越少。同样是　《温柔之歌》，我的整个翻译过程非常轻松，这实际上意味着作品在写作层面上已经没有阻碍性的存在。

的确，至少，从写作主题和写作方式的角度而言，我们已经度过了世界文学发生之初，在其他语言的写作中不断发现我们认知之外的写作方式的狂喜阶段。论起当代世界文学的书写之难，除了时间距离尚且不够之外，文学的同质性或许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同时性却接着带来了另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特征，亦即文学的“不可译性”。在作为整体出现的“不可译性”的问题上，本雅明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早有判断：可译性　(或曰不可译性)　并不存在于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远近关系，而是被包含在原作之中。更明确地说，可译性恰恰取决于不同语言文学之间的异时性。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无法穷尽的系统，不同语言的文学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上彼此是相错的。使相异的因素之间发生关联，并且能够无穷延展这个系统的空间，这是翻译的使命。但是翻译并非为了将它们拉到同一个层面里来。当文学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之时，翻译是无可为的。这固然是翻译的悲哀，但更是文学本身的悲哀。因为能够呼唤翻译的原作越来越少。具体说来，当写作主题和写作方式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显见的差异时，两种文学之间的差别就只有语言以及语言决定之下的表述的差别了———而这却可能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遭到最强烈的抵抗。

在今天，没有人再胆敢像萨特那样精神抖擞地写下“文学是什么”的宏大命题，负责任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最多要问的不过是“文学还能是什么”。

最后，文学最终在质疑这个世界的同时，必然也要质疑到自身。而且，正因为21世纪的文学必然是世界的，这种质疑的倾向也必然是世界性的。在文学的无用性与世界其他领域超出常规的飞速发展之间(而且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不能够为人类准确地预言)，在文学主张的自由与世界管理的有效性之间，在文学相对于社会生产的旁观性与世界无可避免地要将文学收入囊中的欲望之间，凡此种种的冲突，都将使文学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很显然的是，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生产与流通的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文学的传播已经可以完全不依赖文学史、文学批评，而走出一条别样的道路来，所以，新一代写作者在新的传播方式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得而知的道路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在今天，没有人再胆敢像萨特那样精神抖擞地写下“文学是什么”的宏大命题，并且还想主导文学的方向。负责任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最多要问的不过是“文学还能是什么”。

因而，如果今天，汉语的写作者能够就“文学还能是什么”给出自己的答案，我相信，我们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便指日可待了。

(作者为法语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