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洋先生（资料照片）

■本报实习生 李硕 记者 周敏娴

著名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于润洋于9月23日9时52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眼中，于润洋先生堪称一代大师，具学人风范，是不可替代的中国音乐学旗帜人物。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于先生对这一教育理想做了表率性的当代示范。作为杰出的音乐学人，他以深刻的理论思想、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踏实的音乐观察成为卓然大家。作为优秀的学科领袖和学院领导，他以稳健的作风、求实的文风、平实的作为与亲和的为人给后人留下无形但又坚实的精神遗产。他的身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敛沉稳与西方优秀文化的精粹。于先生作为中国音乐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之无愧。

于润洋1932年出生于沈阳市，1952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6年赴波兰华沙大学音乐学系攻读音乐学，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长期致力于西方音乐史学和音乐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并成为这两个学科的领军人物。特别是作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开拓者，他为这个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筚路蓝缕，皓首穷经，功勋卓著。

少年时期受音乐熏陶

于润洋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不仅具有中西音乐的氛围，而且他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都是音乐精品的滋养，在其幼小心灵中的音乐感性积淀和音乐审美的体验已经与众不同。他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充满着音乐精品的氛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家里就有不少百代的唱片，虽然兄弟姐妹7人大多从事自然科学和教育工作，但都喜爱音乐。他的三哥和两个弟弟都是古典音乐迷，大哥在家族聚会时能用德语演唱舒伯特的《小夜曲》……到了上世纪40年代初，于润洋开始正式拜流亡中国的一位白俄音乐家为师学习钢琴。他曾经写到，“日本教授户田先生，在临回国前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78转’的西方音乐唱片全部送给了我们家，装了满满一个大柜子。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音乐宝库，我开始接触大量的各种体裁的西方音乐，从巴赫、亨德尔到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德彪西。”

开辟中国音乐美学讲坛

在20世纪60年代学成归国后，于润洋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音乐美学讲坛。在学术研究上，于润洋发表了论及音乐美学领域核心问题的系列论文，如《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关于音乐理论研究的反思》《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交响音乐的鉴赏看音乐的特性》等，引领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探究。他还系统地翻译了卓菲娅·丽萨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特殊性》和《音乐美学新稿》，并评述了她在音乐美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些译著和评介对中国音乐美学的建构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并持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于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在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始终是一位杰出领导者。正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起敏所言：“在中国音乐美学这条筚路蓝缕的道路上，他的思想之灯，始终在队伍的最前面闪亮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于润洋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涉及的范围包括巴赫、亨德尔、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席曼诺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瓦格纳、马勒等著名作曲家，主编了高校统编教材《西方音乐通史》，出版了《悲情肖邦》等。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方法，杨燕迪称之为“西方音乐的中国式解读”。

1978年于润洋发表了《贝多芬思想、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内涵》一文，同行学者称之为“‘文革’后音乐学界人性复苏思潮的最早呼声”“贝多芬形象重塑的先声”。他于1979年发表的《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一文对器乐创作规律性的揭示，对文革时期产生的音乐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图解式现象的批评在当时就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1981年发表的《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对汉斯立克的自律论美学观进行了系统、准确的评述，对汉氏理论的建树及局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新时期以来音乐理论界第一篇全面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著述。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美学界及音乐学界同行的浓厚兴趣与热烈讨论。

于润洋历经10年编撰完成《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并担纲《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欧洲音乐分支主编，这些扛鼎之作对繁荣音乐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于先生在音乐学领域的影响，还可以从学界的评论反映出来：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王次炤曾在《中国音乐年鉴》(1989年卷)《音乐美学研究》中这么评介道：“本年度有关这方面最突出的论文是于润洋的《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于先生不仅在国内首先系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而且在他的研究中渗透着独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在教学中，于润洋坚持“教书育人”绝不应该向学生空讲伦理，而应该帮助他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高尚品格；作为一名教师，更应该用自己学术工作的实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教他们如何做学问的过程中，教他们如何做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锺恩在回忆于先生时，谈到三年学习记录的数十万字笔记，从中足见导师精心培育的教学态度、博大精深的学术积累和诲人不倦的解惑精神。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姚亚平在文章中也深情地谈到老师对他学术的指导、思想的引导、工作的关心，甚至连家庭事务先生也会帮他考虑周全。

提倡对事业的热爱和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的精神，于先生是这样教弟子的，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追求和写照。他认为音乐学同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不同，它毕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他说:“这里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语）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语）这两句话，让自己铭记。

淡泊名利、不懈求索正是先生一生奋斗的解读。他坦诚谦和，做事尽心尽力、见解睿智独到、作风严谨朴实的人格力量，而且时间愈久感触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