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震云最新长篇《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大胆创新，20万字中前言部分占19.7万字；谈及电影和小说，他直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

文学比生活多出的东西

刘震云

单纯的热点新闻构不成小说，我的小说中有生活的影子，但它更多起细节作用———在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太幽默了，我把它搁进去是顺手牵羊，这些“羊”大家熟悉，可能会增加作品的真实感。但真实感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还要看文学？　一定是看到了文学比生活多的东西。

多了什么？　首先是那些在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比如《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生活把她抛弃了，生活已经停止了，作者从泥泞里把她拉出来时，生活就重新开始了，就把她的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讲了一遍。当全世界的人都不听她说话时，她只有说给牛听，还有我在听，我是那第二头牛。第二层，李雪莲只会讲自己的心事，但这背后的生活哲学她未必能意识到，这些对生活再反思的认识，也是作者从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鲁迅写阿Q、祥林嫂还有闰土，也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人。《红楼梦》跟乾隆口中明珠家的事极大的区别是，曹雪芹通过一个小女子的泪眼来看世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重要的是，文学主要不是用来讲故事的，而是讲故事背后一层层联系。现实中需要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但文学更多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

■本报记者　许旸

继上部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时隔五年作家刘震云推出了现实主义题材新作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新书首印惊人的90万册，显出长江文艺出版社对作家市场号召力的强大信心。不过，刘震云本人更在意的是，这部作品“在小说结构形式上有创新”。

“对作家而言，上一部作品与下一部作品的巨大差异，是个幸福的元素。有别于此前创作，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才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对于写作我刚咂摸出一些新滋味。”刘震云坦言，新书的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以前小说里不那么重点呈现的，他期望的阅读效果是幽默背后品出另一重幽默。

感谢生活，生活舞台上的幽默从不止步

小说20万字，不算很长，前言部分就占19.7万字，写了农村姑娘牛小丽与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之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结构新奇。

“以前书中人物关系是可见的，这回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人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角色，《我不是潘金莲》　由李雪莲牵出不少公职人员。但新作主角“吃瓜群众”，却并没有出场，他们只参与了故事的发展，更多是一种旁观者。这种安排恰与书名中的网络用语“吃瓜”呼应。

“每天睁开眼，有意思的细节在路边俯拾皆是。生活的幽默从不止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感谢生活。我不是幽默的制造者，只是幽默的搬运工。”刘震云半开玩笑耍嘴皮子道，用严峻来对付严峻时，严峻会变成一块铁；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融化了。

小说重视的是“肉下到油锅里的嗞啦声和腾起的火苗”

有人评价，对不同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他曾获茅盾文学奖；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自1993年与导演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　等同名改编电影广受关注。

当被问及小说搬上银幕的感受时，刘震云直言“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像豹子，不断奔跑；小说像大象，慢慢走还愣着头在想。电影重视的是结果，一盘菜端上桌，色香味俱全就可以了；小说重视的是厨房里剥葱拍蒜，肉下到油锅里的嗞啦声和腾起的火苗。

相较影像的感性直观，小说文本更在意语言的锤炼。就拿新小说为例，第一章暴风骤雨，到了第二章，急转直下，一页就五个字：“一年过去了。”对刘震云来说，“这是节奏使然，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他的“小目标”正是如此———用幽默的方式谈深邃的哲学，用简约的方式说复杂的事物，用朴实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