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章太炎不是只有“古奥”的刻板形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在潜心著述之余，不断借助演说来臧否时事或讲论学术，在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颇能引领风气之先。收入《章太炎全集》中的《演讲集》有近70万言的篇幅，这些演讲稿为深入探究其复杂隐秘的思想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参照。

经过40年几代学者的接力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17种20册　《章太炎全集》　在这个秋天出齐了。章太炎的学问渊博、文风古奥，长久以来令学人望而生畏。但我们也该留意，章太炎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一生奔波，在各地讲学、演说，既是思想家和国学家，也是教育家。要多维地认识章太炎之于当代的价值，就不能忽略他作为教育家在公开演说中循循善诱的形象。换言之，章太炎不是只有“古奥”的刻板形象，他的白话文成就是不容被忽略的“学问”。

20世纪初在中国逐渐兴起的公开演说，对于信息传播、知识普及和文体改造等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胡适在日记和文章中屡屡提及：“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即便是章太炎这样的旧派学者也忍不住跃跃欲试，只是初登讲坛时毫无经验，免不了左右支绌。马叙伦就调侃过他早年当众演说时的表现：“太炎时已断发，而仍旧装。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由于不曾像胡适等新派学人那样接受过专门训练，无论是仪表装束，还是举止辞令，都显得捉襟见肘，着实令人忍俊不禁。

不过，章太炎并未就此放弃，在潜心著述之余，依然不断借助演说来讲论学术，有时甚至一改古奥艰涩的撰著风格，改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口语。通过慢慢地磨练，演说的效果也渐有改观。章门弟子就时常提起他讲学授课时的风采，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鲁迅所说的，“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周作人则更具体地回忆道，章氏“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许寿裳也有同样的感受，称他的演说“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尽管因为口音浓重而导致理解困难，听众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诙谐而兼怒骂”的演说风格。而任鸿隽更是强调，“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后来先生把这个演讲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国故论衡》，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指出其口头演说与案头撰述迥然异趣而不遑多让的特点，几乎要颠覆人们印象中那位一贯主张文言反对白话的朴学大师的形象。

章太炎毕生留下了大量演讲稿，收入　《章太炎全集》　中的　《演讲集》　经过精心的校订编次，可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不免令人忽视其中部分篇章的特殊性。比如早在1921年，泰东图书局就出版过一册薄薄的　《章太炎的白话文》，收录了自1907年至1910年间的七篇演讲稿。尽管其中一篇实为章门弟子钱玄同所撰，可其余六篇出自章氏手笔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书前有张静庐所撰　《编者短言》，撮述此书的特点，其一是“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因而弥足珍视；其二是要言不烦，“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网罗无遗”；其三是文字平易，深入浅出，“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泰东图书局被誉为“创造社的摇篮”，张静庐也被称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这样一家出版社能将章太炎的著作纳入出版计划之中，并且特别强调此书是“研究文学之士，及各校国语课程中，不可不读之良书也”，足见当时人眼中的章太炎，在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颇能引领风气之先。

从学术角度来衡量，这些演讲当然无法与《国故论衡》　《訄书》　等相提并论，不过其任意挥洒、举重若轻的语言风格也是那些专门著述难以企及的。比如在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抱怨起在学校任教须受学部和提学使的管辖监督，突然穿插进晚清经学家廖平的一件轶事：“且看四川有位廖季平，经学是很有独得的。(廖季平的经学，荒谬处非常多，独得也很不少。在兄弟可以批评他，别人恐怕没有批评他的资格。)　他屈意去做高等学校的教习，偶然精神错乱，说了几句荒谬的话，那个提学使和他向来有恨，就把他赶走了。外边颇说提学使不是。兄弟看来，谁教这位季平先生，屈意去做提学使的属员？　直至赶走，悔之无及，倒是这位季平先生，自取其咎。假如诸君有一科的学问，和廖季平的经学，有一样的程度，愿诸君再不要蹈廖季平的覆辙罢!”看似无关宏旨而稍显散漫，却逸趣横生。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确曾于1909年秋勒令各学堂不得延聘廖氏讲学，可见此处所言并非虚构。廖平去世后，章太炎曾撰　《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称其“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仅是粗陈梗概而语焉不详，远不及演讲时的生动翔实。

在陆续发表这些演说时，章太炎正客居日本东京，可演说中对日本汉学家多有讥讽挖苦。比如在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中提到“有一位甚么博士，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　《西游记》　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信手拈来地用猪八戒吃人参果来形容汉学家的鲁莽灭裂，言辞虽然尖酸刻薄，但现场效果想必极佳。有时竟直斥其名，比如在　《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中表彰马建忠的　《马氏文通》“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　《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没有　《文通》　的完备，又拿日本诘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　再请儿岛点一篇　《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　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时而不屑，时而慨叹，时而痛斥，即便只是文字稿，也不难感受那咄咄逼人而又摇曳多姿的气势。章太炎在　《与罗振玉书》　中也曾议及“儿岛献吉之伦，不习辞气，而自为　《汉文典》”，并断言“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窕名况乎域中，更相宠神，日绳其美，甚无谓也”，措辞虽古朴典雅，惜乎难于索解，比起鲜活凌厉的演说词来明显逊色许多。

在演说中兴之所至，肆意发挥，自然免不了多有偏颇。但章太炎在讲稿中反复强调“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吗？”　“本国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可知其张狂实属事出有因，既源于当时寄人篱下的窘迫处境，又和当时日本汉学的勃兴息息相关。如果联系到此后胡适所感慨莫名的“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以及陈寅恪所痛心疾首的“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就不难对章氏的嬉笑怒骂产生“了解之同情”。因而这些演讲稿除了能够展现章太炎在运用白话时的娴熟自如，也为深入探究其复杂隐秘的思想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参照。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