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路边野餐》里的“荡麦”，很像李家湾

一

从童年到少年期间，我曾多次去过我爸妈在贵州山间支内的地方。那是一座在山间的医院，从属于061基地。我只知道它距离遵义大约半小时的车程。以前从上海去那里的时候，是坐火车到遵义以后的一个叫“李家湾”的小车站，然后医院会派一辆解放牌卡车来接，到医院大约要半小时，但我从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

在上学前我去过贵州几次？记不确切了。大约是两次，一次大概是爸妈带我去的，我已不记得任何细节。我爸是1969年就从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即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去的贵州，那时我还只有3岁。我妈在1971年，也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被调去贵州了。去的时候因为医院还是草创，生活条件很差，并没有带我去，我和两个姐姐一起留在上海，随祖父母生活。我爸说后来我妈看到上海寄去的照片，上面的我长得很瘦弱，眼睛下面都是黑眼圈，都快哭出来了，所以决定还是让我去贵州。那一次住了有多久，不记得了。

还有一次是我二姐带我去的，我却有一些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大约6岁，我二姐大我8岁，应该是14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我爸妈没有和我们同行，是托几个同事带了我们一块去的。

本文作者与父母、二姐在贵州

那时湘黔铁路还没有通，火车从上海经浙江、江西、湖南，然后要去广西柳州绕个弯，再进入贵州。全程要三天四夜，是坐铺过去的。因为上海站是这趟上海到重庆的火车的首发站，而当时只有在首发站才能买到对号入座的票子，所以还能有个座位，算是好的。从半当中上来的，不管是多远的路程，在有人下车腾出座位之前都只能是站着、蹲着，或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刚上车的时候未免还挺兴奋。即便是坐火车，当时也是少有而昂贵的经验。我的多数小伙伴们都没有坐过火车，也没有出过上海，更不用说去两千公里以外的遥远的贵州了。尤其是听人说火车在经过钱塘江大桥时，可以看到蔡永祥的铜像——那可是我们都在小人书上读到过的英雄人物啊！他在火车飞驰而来的时刻，发现有一块大木头横在铁轨上，他奋力把它掀出了轨道，自己却倒在了车轮下。

那个时候车速慢，火车从上海开到杭州也要六个小时。当火车终于在我们的引领期盼下驶过钱塘江大桥时，我却并没有看到蔡永祥的塑像——也许是我坐在了看不到塑像的那一侧，也许是塑像其实并不在铁道边。

过了杭州，兴奋感慢慢减弱，车上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下去的人，总比上来的人少。上来的人，有的还是挑着担子的。有的是挑着行李，有的则是挑着当地的出产。我就看到过有人挑着大概有几十斤重的巨大西瓜上车。

等车厢的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和行李以后，列车员也就停止了扫地、拖地、倒开水等一切服务，卖食品的小推车也不再过来——事实上也无法过来。

我很快就学会了坐着睡觉。能趴在面对面的两排三人座位当中的那张小桌子上睡觉简直是个奢侈，但这张小桌子很短，只有坐在靠窗位置的人能够享受，上面还常常放满了各人的水杯和其他杂物。

这真是种叫人精疲力竭的旅行。

半夜里在迷迷糊糊中醒来，吃惊地发现脚底下杵着两条裸露的脏污小腿。低下头一看，座位底下居然躺着一个人在呼呼大睡！

后来在车厢里走动时，看到像这样睡在座位底下的人还不少。而他们周围的地面上，则满是各种垃圾。当时的人颇喜欢在车上吃东西，即便是列车员刚扫过，很快瓜子壳、水果皮等又扔了一地。睡在地上的人，等于就是睡在垃圾里。

车更挤的时候，就连座位的靠背上，也会坐上一两个人。他们脏兮兮的脚，就垂在你的边上。

二

火车到李家湾站是在半夜，只停两分钟。而且因为是在基地附近，为了“保密”或“安全”起见，车站还不许亮灯。因此大家都很焦虑，怕错过了站，怕到了站来不及把行李搬下车。他们的焦虑情绪也传染给了我。

傍晚时，疲惫不堪的我躺在姐姐的膝盖上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大哭，而且是属于上海人叫“发魇”的那种，也就是小孩子毫无理由地在睡觉中大哭大闹。可怜的二姐，看着我束手无策。她那时也是个孩子啊，却要照顾我这个小小孩。

等我清醒过来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慢慢平静下来了。后来到站后，人和行李也都下了车，没发生什么事故。现在想想，两分钟并没有那么短，只是在那种特殊情形下，大家都特别紧张罢了。

本文作者与父母、二姐在山里的医院大楼前

三

第二次去贵州后，一直住到要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父母觉得上海的学校教育质量好一些，所以我又回到上海的祖父母家。

回程可比去程还要糟糕多了。因为李家湾站并非起点站，买不到坐票。

在那里上车如同打仗。一个人走，许多人去送。原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火车到站后，先把人和行李“塞”上车再说。

我用“塞”这个字完全贴切，因为火车从重庆开到李家湾，已经很挤了。要再加进更多的人和行李，只能靠“塞”，而且停车时间又短，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把人和行李弄上车，不管是从车厢门还是从窗口都可以。

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先从车厢门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口，在两边座位上的乘客的抗议声中，把行李接进去，有的时候，还要把人也接进去。像我这样的小孩，从车门口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挤上去的，就靠别人把我举起来从窗口递进去。

因为怕我们在车上没法睡觉，我爸妈想了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和几个出差的同事同行。因为当时只有出差的人凭单位介绍信可以买卧铺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白天不睡觉的时候，去他们那里睡一会。

于是有一次，我在卧铺车厢睡完觉，在往坐铺车厢走的路上，被查逃票的乘警拦住了。票子在大人那里，我身上没有票，于是就和一批盲流模样的人，被带到乘警办公室，一个个地处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在坐铺车厢有座，只是去卧铺车厢睡了一觉。也许是小孩子嗫嗫嚅嚅地说不清楚，我发现乘警并没有在听，只是说，“那就要补一张票啰。”小孩子身边没有钱，怎么补票啊？！正在这时，我爸妈的一个同事拿着水杯去锅炉间加热水，看到我了，跟乘警说明了情况，就把我带走了。

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要是我爸妈的那个同事没看到我，会怎样呢？被赶下车，送去收容所，在当时，都不是没可能的事。

四

读小学以后还是会去贵州，但仅限于在暑假，和姐姐们一起去探亲。不过1977年那年暑假去了以后不想回沪，在那里待了半年多，直到过完寒假才又回沪。在这半年里爸妈会教我一点，我自己会做完教材上的习题。那时“文革”刚结束，教育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回到上海的小学后也没人问我要成绩单，顺利地升了级。

本文作者与父母、大姐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1973年以后，湘黔铁路通车，上海到李家湾的路程缩短了，但也要三天三夜。因为大一些了，开始注意到沿线地貌，甚至是民居风格的变化，还带了本小本子记录了一些，画了一些稚拙的画，当然这本子现在早就没了。

火车离开上海，进入浙江境内以后，慢慢开始有山。进入江西，开始看到红土，有的地方是黄红色，有的地方是深铁锈色。进入湖南以后，会有广袤的平原，和大片大片的稻田。过了长沙以后，山就多了起来。邵阳与怀化之间，有许许多多高峻的大山。火车要钻好多山洞，有时过一个山洞要好几分钟。进入贵州以后，则连绵不断的都是山了。

以前走黔桂线进入贵州的时候，知道柳州是一个大的中转站，现在走湘黔线，株洲又是一个大的中转站。在这两个站，平行与交叉的铁轨特别多，火车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

到停得久的站，就可以下车走走，尤其是车站上设水龙头的，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把脸，擦下身，因为在火车上，总是发车后不久水就没了。在有的火车站，还能买到棒冰，比上海当时那种4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要宽、要大，有黄、红等不同颜色（现在想来都是各种色素）。能吃上一根这种棒冰，对我们小孩也是难得的享受。

火车在株洲站会加水和补充其他各种东西，有时还会换个火车头。行驶在东部省份的时候，火车用的多是没烟囱的烧柴油的火车头，也就是当时报刊上反复宣传的“国产内燃机车”。但到了内陆，就会换上燃煤的、有个冒烟的烟囱的那种蒸汽机车，今天也许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那种去霍格沃茨的火车头。看上去虽然浪漫，但在这种火车头喷出的有时是黑色有时是白色的煤烟里，其实包含着大量煤灰。

我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有一年去贵州，坐的车厢离火车头比较近。一开始还挺高兴，因为火车在转弯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火车头和它的三对巨大的动轮在“吭哧吭哧”地运转，这让年幼的我着迷。

但随后就发现，这种时候火车头的烟也会飘到我的脸上，被吸入鼻孔。在火车过山洞时，憋在洞里的烟会灌入车厢，整个车厢里烟雾弥漫。到李家湾下车时，整个人都已被这煤烟熏得灰头土脸。接下来好几天，都能从鼻子里抠出来黑黑的煤灰。

今天的高铁的轨道是无缝连接，当时的铁轨则不是。为给热胀冷缩留下余地，每段铁轨之间都留一个空隙，火车车轮驶过，便不断发出“吭噔吭噔”的声音，车厢也不断在微微晃动。刚上车的时候，觉得这声音特别吵，时间久了，反而觉得它有一种催眠作用。下车之后几天，躺在床上或身处室内，都有床或房间在微微晃动，同时“吭噔”作响的幻觉。

最讨厌的是车厢里的广播。有时睡得正熟，就被早6点就开始播音的喇叭吵醒，而且音量很大，然后聒噪一个白天。有一次我坐在这喇叭附近，发现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我就关了。结果马上有人生气地过来把它打开。这些人习惯了噪音的陪伴。

五

去贵州之前都是打电报通知爸妈到达日期、时间和车次，打到一个神秘的、地图上不存在的叫“凯山”的地方，爸妈知道了就会跟医院说，派一辆解放牌卡车，也就是平时派出去拉煤的那种。到了把行李搬上车斗以后，人也爬上去，站在敞开的车斗里被拉回医院。当时感觉还很兴奋，因为坐卡车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客车或吉普车似乎是稀奇东西，很少看见。

回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差的人带，上车了就要去问有座位的人，到哪个车站下车？小孩子还腼腆，有的时候还不大好意思开口去问。碰到下车比较早的，就去守在他旁边，等他下车了赶紧坐下去。

夏天去贵州的话，路上的主要痛苦是炎热。火车要经过的杭州、南昌、长沙，都是酷热之地。当时空调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解暑全靠车厢走廊上方的一台台小电扇。

冬天去贵州的话，则因为怕冷，大家都关着窗，一晚上下来，车厢里的劣质烟味、人的汗臭味、厕所里散出的屎尿味混杂在一起，气味真是可怕。

不管是什么季节，火车的厕所总是特别的脏，常常是屎尿横流，要进去简直是无法下脚。因为车一挤以后，用水的人多，车上很快就没了水，就无法冲洗厕所了。但即便是这样污秽的厕所，有的时候还上不了，因为在车最挤的时候，里面也睡了人。

六

最受煎熬的一次，是在火车上坐了六天六夜。火车已经到了贵州境内，最后却又被拉回了上海。

因为湘黔线沿线多高山、峡谷、河流、山洞，刚通车那几年，常听说发生塌方和桥梁被泥石流冲垮等事故。没想到自己后来还碰到一次。

我不确切地记得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我那时候已经进了初中，也是和我二姐一起去爸妈那里度暑假。玉屏是湘黔线进入贵州境内以后的第一个车站。我们坐的那趟车到了玉屏站后，就停下不走了。这时那哇啦哇啦的广播也不作任何正式的解释和通报，只是听大家纷纷传说，有说前面发生了塌方的，也有说洪水冲走了桥梁的，所以火车无法前行。没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那还是前手机时代。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话也很少。玉屏当时也是个简陋之极的小站，只有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站台上跑来跑去，也不提供电话给乘客打。所以我们既无法通知前方的父母，也无法通知上海的家人。

就这样坐在车上苦熬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来了消息：列车原路驶回上海。

这时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半了。再坐两天半返回上海？这前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但也没办法，只能苦熬。

现在有时回想，如果那时候我们再大一点，应变能力又更强一点，也许可以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虽然火车要开走，但我们可以下了车留在玉屏站不走，等铁路修通以后坐后面的火车去李家湾。但又一想也不行：一是当时我姐和我身边没什么钱；二是即便有钱，也无法住宾馆或招待所，那时候这些地方都是要介绍信才能住的；三是也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知道前方的铁路什么时候能修通。再说即便到了李家湾，也无法通知父母，我们不知道路径，也无法找到有半小时车程、无任何公交工具可达的父母的医院。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这202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理解那时候的许多事情，要发挥些想象力才行吧？

后来听我爸妈说，他们在李家湾火车站等得心急如焚，等了一天，怎么还不来？第二天又去等，还是不来。一直等了三天。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何时得到的消息，说是有大桥被洪水冲垮，所以列车过不来了。

我和二姐精疲力竭地回到上海，迎接我们的是7月的灼热骄阳。因为当时是期待着到贵州有人来接的，所以我们带的是不便搬运的纸板箱。那时上海火车站还有少量的三轮出租车，但一般人根本叫不上，结果我们只得扛着两个纸板箱挤公交车。两个憔悴肮脏、在火车上有一个礼拜没洗澡的小孩，在公交车上也是被人侧目的。

公交车到站了离家还要走一段路。两个箱子越扛越重，到后来再也扛不动了，是放在地上踢着回家的。

到家了，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堂哥来开门的。事后他说，“那天我一开门，大吃一惊：怎么来了两个瘪三！”（注：瘪三，沪语“穷鬼”“流浪汉”的意思。）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遵义。现在想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不然，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作者：谈瀛洲
编辑：马小花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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