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晚上七点，上海交响乐团“爱的致意”室内乐直播音乐会——面对空旷的观众席，戴着口罩的乐团首席李沛（左一）、大提琴首席朱琳（右一）、第二小提琴首席缪乐骏（左二)和中提琴俞海锋，在上交音乐厅演艺厅奏响了复工后的第一个音符。文汇报记者 叶辰亮 摄影报道

病毒，疫情，宅家，隔离，抗击，康复——我们的近期生活就围绕着这些关键词展开……听闻亡者的讯息，我们不禁为之唏嘘和神伤；看到康复治愈者战胜病魔，也为他们感到高兴和欣慰；尤其是得知一批批白衣“逆行者”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救死扶伤，大家的内心更是充满莫名的感动。危难时刻往往让人刻骨铭心——因为异常境况带来异样的体会，也让平日难得一见的人性向度在极端情形中得以展现。生命的可贵和分量，这个似乎很哲学化的严重命题，就这样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并成为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 

居家隔离的日子里，相信很多人会在艺术的陪伴中度过时光——不仅是为了解闷，也是为了寻找慰藉和力量。本来，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记录、反刍和整理来自生活的经验，并经由艺术的手段让这些经验得到保存、深化乃至升华。我这里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贝多芬的这样一首乐曲，它源自作曲家的真实病痛经历，但经过贝多芬的处理和加工，日常的病痛经验转变成了伟大的艺术。今年恰逢这位乐圣诞辰250周年，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期，再度聆听贝多芬的这首乐曲，或许会帮助我们如何面对病魔，如何理解生命。

1825年的贝多芬（1770-1827），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按当时的平均寿命期望值，他已属高寿。虽然他功成名就（1824年刚刚成功首演了他的《第九交响曲“合唱”》），衣食无忧，但已经彻底失聪，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然而，这位巨匠从未放下自己的笔，他仍在前行，埋头写作他的最后一批杰作：晚期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在当时不太有人听得懂，但在多年之后，这批晚期四重奏（共五部，外加一首《大赋格》）却被认为是贝多芬笔下最深邃、最卓越的音乐。甚至有评论认为，就音乐所能达到的哲理深刻性而论，这批弦乐四重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年4月中旬，贝多芬得了严重肠炎，卧床不起整整两星期，几近生命垂危。经医生朋友布劳恩霍弗的严格饮食调理和精心治疗，贝多芬终于好转康复，起死回生。出于感激之情，贝多芬回赠这位医生朋友一封手书，上面写有自撰的歌词，并配有乐谱，其中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医生封锁了死神之门（Doktor sperrt das Thor dem Tod）……” 

令人惊讶的是，这段患病而后康复的经历随后被贝多芬直接写入《A小调第15弦乐四重奏》Op. 132中（1825年11月首演）：它的第三乐章是“充分的柔板”（molto adagio），总谱上写有“一位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圣歌，用利底亚调式”（Heiliger Dankgesang eines Genesenen an die Gottheit, in der lydischen Tonart）的字样。这是贝多芬自己的题签，他用明白无误的文字语言指明了这一乐章的要旨和意图。

这是一个极其不同凡响的慢乐章，贝多芬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用笔。乐声响起，一提琴、二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依次模仿进入，演奏提示为“轻声”（sotto voce），似小心翼翼的步履，又好像眼光向上的仰视，随后是四件乐器整齐划一的柱式和声，唱出羸弱而温情的祈祷，六小节一句，共吟唱五次。这段“感恩圣歌”是贝多芬最动情的音乐之一，它没有歌词，但所蕴含的意味却胜过千言万语。它的魅力来自它的极端朴素和真挚，这是赤裸的人声模仿，因是“大病初愈”，尚无力放声歌唱，但感恩之情和虔敬之心已尽在其中。敏感的听者会感到，这里的四声部和声进行有特别的古风气韵，这正是贝多芬起用“F利底亚调式”的用意所在：这种特别的利底亚调式（相当于升高第四级的大调式音阶）来自中古时代，它缺乏后来大家习惯的功能和声大小调式的明确性，但却具备某种原始的、遥远的意味。

笔锋一转，音乐转入第二段，带来完全的对比：“感到新的力量”（Neue Kraft fühlend）——贝多芬再次起用文字语言来点明这里的音乐意图。速度加快至“行板”（andante），明确的D大调，律动也转为三拍子，音乐活跃起来。这是翩翩起舞的姿态吗？拍点上的重音强调，弱拍上二提琴的刻意拉伸，一提琴上的轻快颤音，以及声部间的复杂交错，给人带来生命力的欣喜和欢愉。如果演奏得当，我们甚至能听到中提琴和大提琴在低声部的一丝节奏笨拙和步态蹒跚——毕竟，这是大病初愈者的舞步，也是年老体弱者的复苏。及至后半段，音乐愈加兴奋，一提琴上奏出一支逐渐爬高、急于表达、甚至有些喋喋不休的旋律线，其下的急促伴奏音型像是人的心跳脉动，“砰砰，砰砰，砰砰……”，不断推动着音乐达到欣喜的高潮：这是重获生命的喜悦，更是生命力复苏的涌动…… 

这个慢乐章的形式结构正是基于“感恩圣歌”A段（F利底亚调式）和“新的力量”B段（D大调）两者之间的交替往复（AB A1B1 A2）。两个段落彼此支撑，相互映照，对遭遇病魔而后康复重生这一经验进行了有效而奇特的音乐抽象与乐声描画。尤其A段的两次变化重复均是“变奏手法”的大师手笔：A1段依然保持五个乐句的结构不变，但伴奏织体更为舒展流畅，一提琴独自承担“感恩圣歌”的吟唱，音区移至高音区，使感恩和虔敬的情愫更为鲜明。A2段运用复调的复杂加工技术，让“感恩圣歌”的旋律穿梭于各个乐器之间，进而形成声部间的“密接和应”（stretto），织体丰满，音响浑厚，“以更真挚的感情”（Mit innigster Empfindung, 贝多芬的演奏提示）达到宗教般的心醉神迷（ecstasy）。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贝多芬在A2段对“感恩圣歌”的主题处理具有强烈的“形而上”象征和哲思意味：他不再完整呈现这一简单主题的全貌（因为听者已经完整听过两遍），而是仅仅取用这一主题的头几个音。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不断减缩主题，使其包含的音符元素愈来愈少，四个音，三个音，两个音——好像音乐在愈来愈接近世界事物最终的核心本质。最后，乐声结束于一个轻柔的高音F上，不绝于缕，神秘而缥缈…… 

在所有的音乐中，这首长约不到二十分钟的慢乐章是刻画病愈和重生这一特别经验的最伟大的篇章。我们看到，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音乐文本证据：艺术家如何将一种纯粹个人的日常经验提升到人类存在境况的高度。贝多芬于1825年经历的病痛与康复历程，在《A小调弦乐四重奏》Op. 132的“感恩圣歌”慢乐章中不仅留下记录，而且因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得到升华。于是，音乐在这里所刻画的，就不仅是贝多芬的个人经历，而是某种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音乐超越时空限制的力量在此得到最好的昭示：乐谱中所指称的“感到新的力量”的“大病初愈者”，既是贝多芬本人，也是你、我、他，更是所有聆听音乐的一切个体。 

与贝多芬中期的“英雄主义”不同，晚期的贝多芬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局限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和理解。这首“感恩圣歌”乐章作为个案例证，典型地体现出贝多芬晚期音乐风格和人生态度的指向：它所表达的不再是对外在实体世界的征服，而是对上帝的感恩和对超验精神世界的向往，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敬重。       

   2020年2月26日   

 写毕于“宅家”整一个月之时   

作者：杨燕迪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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