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收藏的布莱希特纪念邮票

有个长远没见K先生的人对K先生说：“您一点儿也没变。” “哦！”K先生答，脸色发白。

这则题为《重逢》的“微小说”出自布莱希特《K先生的故事》系列，主人公K先生是一个面目模糊、个性隐蔽的“思考者”。它的意外结尾让我联想到博尔赫斯对恭维话的反应。在辛辛那提，当一个崇拜者对博尔赫斯说：“愿你能活一千岁！”博尔赫斯这样回答：“我高高兴兴地盼望着死去。”

无论是布莱希特虚构的K先生，还是大作家博尔赫斯，都对日常套话持有一种警惕。博尔赫斯长期身处失明带来的巨大孤独中，他的回答透出对生死的超然；K先生发出的“哦”则掩藏着明显的不悦，他竟然“脸色发白”，使我这个读者也愕然。看来，“您一点儿也没变”这句恭维话在K先生那里已掀起了一场心理风暴！ 

再一想到，布莱希特是那么钟情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易经》，视“变”为世界的本质，执迷于“变之辩”。而《K先生的故事》最早出版时间是1949年，彼时，布莱希特已结束多年流亡生活，回归战后的欧洲。我猜想他会有类似“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心境。那么，“您一点儿也没变”这样的话，与其说是礼节性的安慰，不如说是轻巧的混账话，甚至是轻慢的侮辱。毕竟，经历了纳粹和二战的肆虐，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幸免于“变”。人们应该觉察“变”，反思“变”，而不是对“变”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在另一则《成功》里，布莱希特借K先生之口揭示了内在改变与容颜气质之间的关联：

K先生看见一个女演员经过，就说：“她很美。”他的陪同者说：“她最近获得了成功，因为她长得漂亮。”K先生很生气，说：“她漂亮，是因为她获得了成功。”

你瞧，K先生对于陈词滥调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一次，他毫不客气地匡正旁人的错误归因。在K先生看来，女演员的美，是成功带来的自信的副产品，而非成功的原因和手段。人们总喜欢把他人的（尤其是女性的）成功归因为外部因素。 

仅读这两则，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K先生故事，是一些没有情节、类似寓言或警句风格的散文。它们其实是布莱希特在戏剧创作期间的文字小实验，一种观察和思考的即兴记录。布莱希特去世后，瑞士苏尔坎普出版社用心搜集了这些创作时间跨度达三十年、散落四处的纸草残片，在1971年出版了87则K先生的故事，2000年又增补了15则。这些“故事”，短的仅一行，长的也不过三页，大多不到半页。我翻遍整本集子，发现里面既无奇闻轶事，又无滑稽幽默，甚至连K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也未提及。布莱希特也许是故意隐去了一切具体化的人物特征，只让K作为一个抽象人物出场。K先生全名叫考伊纳（Keuner），布莱希特的至交本雅明考证过这个名字，发现“Keuner”在布莱希特家乡奥格斯堡一带的方言里和“Keiner”（无人）同音。这么说来，K先生是一个谁也不是，谁也不像的人，岂不正是一个“思考的幽灵”？ 你瞧，旁人的只言片语便能扯出他的一段议论： 

K先生经常听人称赞某位任职很久的官员“不可或缺”，“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他怎么个不可或缺法呢？”K先生听闻此言，不禁恼火。“没有他，整个机构就会无法运转”，称颂者们答。“假如机构没有他就无法运转，怎么就能称之为一个好官员呢？”K先生说，照理，他有足够时间来管理他的机构，使得机构没有他的存在也能正常运转！ 这些年他究竟在干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他在勒索！”    

随着“勒索”一词的凭空砸地，这则名叫“一个不可或缺的官员”的故事便戛然而止。我未免觉得这位K先生有些故作“出语惊人”状。但转念一想，则暗暗心惊！K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位官员和同僚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勒索”的是什么？是众人对他的依赖和倚重？在任劳任怨、殚精竭虑的外表下，是否隐藏着唯我贤能的自负，顾盼自雄的得意？我遥想到王熙凤，凤姐这般喜欢揽权弄权之人，在精力不济之时，也懂得适度放权，委托探春，颇有几分自知之明和识人之明。这位官员使整个机构依附于一己之身，其他人就此失去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在众星捧月，交口称道的景象下，难免隐藏着怨言和危机。但让K先生恼火的，何止是这位官员的作风，他同样不满周围那些称道者。跟风赞美其实源自思维的惰性和从众心理的引诱。人们拒绝深思，并天然地排挤质疑者。

文中所涉“K先生的故事”由本文作者译自德国友人所赠《K先生的故事》（图左，瑞士苏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中文图书《中国圣贤启示录》亦收录有部分“K先生的故事”。

《K先生的故事》问世以来，欧洲的布莱希特研究者评价不一。称赞者认为，这是现代德语最好的散文，体现了布氏简练优雅、善于讽刺的文风，读者可管窥布莱希特的哲思世界，尤其是他对人类的社会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观察。批评者则认为K先生系列未能体现大师水准，K这个角色有一种“思想者”的自以为是和矫枉过正。其实，即便最优秀诗人的笔端也会流出粗糙的诗句，最伟大的作家也难免出产一两部平庸之作。《K先生的故事》既有珠玉，又有沙砾。我这些年倒是把阅读K先生的故事当作一种“思维体操”，有时读得一知半解，如坠云雾，却也不乏柳暗花明的愉悦，甚至醍醐灌顶的欣喜。我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评价：《K先生的故事》并非那种提供伟大教益的哲学著作，说到底布莱希特也不是哲学家出身，但也绝非那种唾手可得的“心灵鸡汤”。它们犹如德国冬天的云杉，枝叶闪烁着灰褐色的理性。 

我个人尤其喜欢读有关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篇章，比如《两座城》： 

相比A城，K先生更喜欢B城。“在A城，” 他说，“人们爱我；但是在B城，人们待我友善。A城人总是帮助我，B城人则需要我。在A城，我总是被请上饭桌；在B城，我被请进厨房”。

K先生的两座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换关系。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道，城市的秘密在于它是发生无数交换关系的地点：“货物的交换，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在A城，K是交换关系的受惠者。他被众人爱着，时刻满足着，无须付出就能轻易获得。单向的交换模式隐藏着一种危险——使人最终成为关系的附庸或贡品，受惠者的终端是“被抛弃者”。对于K而言，倘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内核，将导致思想和创作能力的衰退。B城则为K提供了一种平等交换的可能，他和B城之间发展出一种友善的、健康的关系。本雅明曾经在《布莱希特诗歌评注》里写道：“关于友善我们找出的第三件事，是它不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是把这种距离带入生活。”我把布莱希特的《两座城》看作是社会关系的隐喻。良好的社会关系也包含了适度的距离，能使置身其中的人拥有足够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空间，它也为个人隐私提供了庇护。

尽管文学批评家们对K先生是否为布莱希特本尊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把《两座城》和布莱希特当年选择东柏林作为定居地的这一事实相联系，就会发现，K先生替布莱希特道出了抉择背后的理由。在别的城市，布莱希特能享受作为一个大剧作家和诗人的荣誉，东柏林却让他看到了“被尊敬和爱戴”之外另一种可能——参与国家和城市建设的可能。 

那么，在一百多则K先生的故事里，我最喜欢哪一则呢？毫无疑问，是《K先生最喜欢的动物》！它的文风如此清晰明朗，仿佛布莱希特急不可耐地丢弃了K先生这个“思考面具”，亲口向读者诉说着他对大象的喜爱。在布莱希特笔下，大象集计谋和力量、体积与灵巧、速度与耐力于一身；“既是一个好朋友，也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大家喜爱它，也畏惧它”，大象耳朵有神奇的功能：“它们是可以调节的，大象只听适合它听的声音。”“大象很合群，不仅喜欢和同类相处，也喜欢小动物和小孩子。”在结尾处，布莱希特还来了一句“它还为艺术作出贡献：提供象牙”。当一个人提及自己最喜爱的动物时，往往也是把自身或者喜欢的人的特征和品质投射在了它身上。就连大象的“狡黠”也是做大事的“计谋”，而不是为了弄点吃食或逃脱敌人追捕的小伎俩。我相信，布莱希特在大象身上看到了一种理想人格，或者说：一个理想化了的布莱希特。 

而我也在K先生的故事中，试图勾勒一个理想的“思考者”的形象，却听到K先生不满地对我说：“一个思想者，不需要多余的光，不多吃一块面包，也不需要多余的想法。” 你瞧，K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摒除了天真、浪漫和忧伤的思考者！他还是市民道德的嘲笑者：“真正的善行不需要多余的牺牲者！”不管如何，每次读上几则K先生的故事，我都有如经历了一趟观念世界的“郊游”，多多少少为“习惯之家”带回一些新鲜干燥的气息。

作者：黄雪媛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