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时代，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没有科学就产生不出新技术，而产生不出新技术，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今天，科技开始关注和面向社会经济生活，而技术也是科学原理延伸下的技术，两者的融合成为世界出现变革性发展和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蓝闽波教授建议：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蓝闽波发现，我国创新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科研、轻转化”现象。

他分析，目前我国已经形成较完善的基础科研体系，但是转化链依然“发育”不足。在多年形成的以论文影响因子及数量考核和科研项目考核机制下，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更注重某些单一性能指标与参数的突破性；而规模化量产的产品则更多地要求多维度、多技术参数的平衡，以及长期使用和规模化生产的稳定性—许多科研项目与课题，即使达到某些要求结题了，但对产业的帮助有限。

再如，重大专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或课题组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组成，项目进展与成果在推进过程中可能更偏向于基础科研理论的发展与突破，或者是侧重于可以看到“最终成果产品”的集成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研发方向与成果并没有形成适用的产品或得到业内企业认可，项目推进的阶段性验收欠缺工程应用端的考虑。” 蓝闽波分析，这直接导致大型企业，如华为等从基础研究开始布局，并可以快速实现应用的现状，如未能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会造成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

此外，我国目前的部分政策与科技管理，有着比较明显的在“强调工程技术创新”和“加强基础科学”之间摇摆的现状，导致基础科学端无法为工程技术端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同时工程技术端也没有很好地做好接收基础研究成果的准备。

为此，蓝闽波表示：“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但需要进一步提升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发展基础科学。”

他以我国企业在全球发展中的“后发优势”为例：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我国诞生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但这些现象却隐藏着一个隐患：企业关注的创新更多来自商业模式，而非技术提升。

蓝闽波解释，商业模式创新是赶超型经济体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的一部分：使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以改良或直接复制的方式实现全球最新技术在本地市场的落地。而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这种后发优势的体现：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西方从发明到应用花了上百年时间，中国只用了40年。

“但从长远来看，后发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第一，来自先行者的恶意竞争，如芯片断供；第二也是更关键的问题，后发者形成习惯低成本的快速成本路径后，缺乏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谋求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一些掐脖子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路径，就是导致可以做大但做不强的很好案例。”为此，蓝闽波呼吁：我国要从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转变，急需调整创新的思维模式和认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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