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资料图片，摄影：袁婧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着40年高中教育经验的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在“委员通道”上的一番肺腑之言直击人心，一夜刷屏。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成为高频词之一。“建议高考和考研改变‘唯分数论’，引入多元评价” “建议开展中小学体育‘晒课表’活动” “建议从源头上整治‘超级中学’，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代表委员们的真知灼见，切入点虽不同，但大家达成一点共识：教育的评价指挥棒必须回归育人。教育真正要教给孩子的，不是对付高考的能力，而是要有能力、有勇气在人生的大考中交出精彩答卷。

当前教育领域的诸多痛点、难点和堵点，该如何疏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两会现场，代表委员争相出谋划策，共同追寻教育的“本源初心”。

现在的教育评价方式把考试的结果看得太重

“学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调查发现，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高达81%的教育工作者认为与学业竞争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关系，64%的青少年学生认为与学业压力有关，65%的监护人认为与学校管理或学业竞争相关。”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陶凯元谈及的一个现象让很多人深思：“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这是升学压力的真实写照。

剖析孩子的压力和家长的焦虑，不少代表和委员们心知肚明：这和教育评价“指挥棒”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受访方提供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长期关注教育问题。在他看来，虽然我们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断在改革、优化，但从现实来看，以考试代替评价，以分数代表能力的局面仍在教育领域存在，长期形成的“唯分数、唯升学”的思维惯性一时还难以打破。“我们现在的教育评价方式还是太看重结果了，把考试的结果看得太重，家长受功利心驱使，学生陷入过度竞争，由此，教与学的效率有时不升反降，致使学生消极厌学、身心俱疲。”

“在我们教学方法没有改变、考试评价方式没改变的情况下，上面的一个改革措施下去，底下孩子就不堪其苦。”唐江澎在和其他代表委员交流时也提到他正思考的一个问题：从课堂教学看，“上面的教材已经变了，但底下的教法和评价整个没跟上，传统的评价方法还在起作用”。

改变教育评价方式，让“指挥棒”变成“加速器”

正确的教育指挥棒该指向哪里？在教育界，希望开展过程性评价、多元评价、增值评价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国两会上，围绕这一话题，不少代表、委员纷纷开出“药方”。

胡卫认为，要想破此顽疾，必须深入变革教育评价方式，真正发挥好教育评价“指挥棒”的正向功能。“教育评价要更重视过程性评价。比如，可以稳步推行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全面评价模式，逐步降低考试量化分数在评价中的比重，减轻考试结果的重要度，仅将考试分数作为学科知识方面的评价指标；与此同时，加强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质性评价，将学生在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同样列为重要评价指标，体现评价整体观。”

胡卫还建议，可进一步创新评价方式，探索实行个人内生性评价：“不妨改变单一的纸笔考试方式，尝试在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行情境式、体验式评价，将学生从没有意义的题海中解放出来，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让学生在内生性评价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向上获得更好发展。让每个学生都有喜悦感、获得感，让教育评价真正成为学生人生幸福的‘加速器’。”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直言，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起点与潜力，而高考又是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研究生教育则是当前国内本科教育的重要出口之一。纵观这条教育链，他建议，以高考改革和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为抓手，引入更加多元、开放的综合测评。比如，可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按照自身办学定位选拔、培养、输送优秀人才。在总结大学以往自主招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善特殊类型招生政策，做好高中教育和本科教育衔接项目，让本科教育的优质资源和教育模式向高中教育辐射。

放学后的“黄金时段”，不该只有回家和培训班

“现在的孩子发育很好，长势喜人，一半男生都比我高，但测了一下引体向上，132个男生一个也拉不上去。高一893个学生，774个戴着眼镜，虽然这个比例已经比去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这些数据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唐江澎提及的这一现象，同样引起不少代表委员的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受访方提供

男孩们引体向上为何拉不上去了？经常深入校园一线观察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颇有感触：“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室内活动居多，室外活动太少，多数学生缺乏自主且感兴趣的室外体育活动。”他分析，在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不少放学后在外面结伴玩一玩的美好回忆。在弄堂里踢毽子、打球，玩各种游戏，其实都是在锻炼身体。但近些年，尤其在大城市，孩子们的居住条件改善了，住进新型社区，可放学一出校门，往往就被家长接回家或者送去各种培训机构了。哪怕住同一个小区，孩子们也缺少同伴之间的玩乐和交往，这也是导致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一大诱因。

在倪闽景看来，相关部门应重视孩子们放学后的这一“黄金时段”，从制度设计上入手，为他们增加更多室外活动的可能性。“据我观察，在送孩子去培训机构的家长中，除了真正感觉孩子在学习上有短板，多数家长还是出于跟风以及孩子在家无所事事所致，感觉与其让他们玩手机，不如让他们进培训班。未来，要想办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们在放学后玩起来、动起来，真正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运动，从而‘野蛮其体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认为音体美劳等课程和升学压力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这个观点值得家长倾听和思考。马景林说：“我们现在总是在讲，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我们要构建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也该从这个角度去强调。因为这些都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必需。如果能把这些在日常学校教育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那既是水到渠成，又是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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