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最‘挤’的一个冬天。”90后住院总值班医生乔允2014年进入仁济医院急诊科，正经历着执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12月31日深夜，仁济医院东院急诊大厅外，闪烁着蓝色顶灯的120急救车，一辆接一辆到来。

“氧气！监护！开放静脉通路！”抢救室责任护士陈洁声音略带沙哑，冷静沉着地操作设备。这个中班，她已连续参与抢救十多位新来的病人。

连日来，仁济医院120接诊量不断攀升，东院连续多日出现急诊就诊量超1500人次/天的高位。居高不下的救护车数、就诊人数、留观人数，“合并”每天因感染而减员的医护，让本已负重的急救系统遭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但是，总有人要负重前行，坚守的白衣天使们，坚定地扛下了重担。

“顶同事的班，接同事的活”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跨年夜，医院急诊，真的挤！记者走到急诊大厅，已经完全看不出“大厅”——走道上、仓库入口、各个角落，所有能插下脚的地方，都躺着患者。200多个有号码的位置已被悉数占据，入口处，依然不断有轮椅、担架床推进来。

急诊的CT室前，排队的有三四十人，蜿蜒的队伍旁边就是一张张紧挨着的留观床位，高低、大小、颜色都不一样。一名上了年纪的大叔，紧紧抓着坐在轮椅里的老伴的手，轻声言语，眼里满是担心。

值守跨年夜，急诊医生，真的难。一个医生被几十个前来挂急诊的患者包围着；在护士站内，负责分诊的护士，一边咳嗽，一边快速回答着患者的提问。

刚“阳康”不久的乔允，回到救治一线就投入了“战斗”，他要从第一天上午十点，一直干到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楼急诊大厅、抢救室，二楼急诊病房、ICU，到处都能看到他急速前进的身影。“现在大约80%以上的急诊患者都是老人，病情比较复杂。很多感染者伴有基础疾病，比如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慢性病等，感染后病情发作、有所加重。”乔允的电话几乎一刻不停，同时，他还要密切关注重点患者的指标。

“我抵抗力算好的，症状还可以，还能顶同事的班，接同事的活。”乔允说。

遭遇急诊高峰，患者和家属“很理解”

“来急诊看的，突发情况比较多。”陈洁这些天抢救了几位从输液大厅转入的重症患者，“他们送进医院时，病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抢救的程度，但部分老人容易突然出问题，需要紧急插管、上呼吸机。”有时候，陈洁还会被“掰”成两三个人使用。因为抢救室中，一下子会涌入两三位新病患需要急救。

超负荷的工作，让这里的医护们显得很疲累。但让乔允稍感宽慰的是，“这一次遭遇急诊高峰，病人和家属对医生很理解，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吵架的很少。”

互相帮助，共克时艰，成为医患之间的默契。

在抢救室，92岁的李阿婆身体十分虚弱，但看到外孙女在身边照顾自己，依然十分欣慰。“阿婆，我弄得慢一点啊。”这是婷婷第一次给病床上的外婆换尿片，而她的父母也是刚刚“阳康”，之前已连续陪夜、身体实在吃不消，昨天就轮到婷婷接班到医院陪夜了。

“在收治入院的病人中，主要包括有重症化倾向的，以及出现低氧血症、胸闷气促的危急重症患者等等，我们需要密切观察他们的生命体征变化，第一时间采取救治的措施。”每当乔允看到接受高流量吸氧的老人血氧饱和度迅速恢复正常，他心底里都会松一口气。他多么希望，尽快度过这波超负荷的高峰，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但此刻，他唯有坚持。

为了尽力满足更多患者的就诊需求，急诊科做了各种灵活变通的安排。“白天和半夜相对来说人少一点，我在排班时就人少排一点。晚饭前后的中班，是人最多的时候，就要把人排足。”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樊翊凌在感染楼5楼给医护留了几个房间作为休息室，“凌晨的夜班是最累的，如果忙得过来，可以让两个人去休息，睡两三个小时也是好的。”

“希望今年除夕，我们家能吃上团圆饭”

“抢救推车不够了”“心电监护仪不够了”…… 那一头，陈洁也被一些棘手的问题难住了，正想方设法解决。“紧急准备一批氧气钢瓶，再加上监护仪，我们就能实施抢救。”

同时，医院管理层面也在不断调整优化急诊收治方案，还在联系周边医院、对患者分诊分流；同时加快建造东院第二急诊诊区和急诊改造工程，并动员专科收治患者。

抢救室内，灯火通明，戴先生看着躺在23床的母亲，眼角泛着泪光，“希望今年除夕，我们家能吃上团圆饭。”

抢救室外，寒风凛冽，气温降到了2摄氏度。依旧有救护车闪着顶灯，不停地开来。乔允又一次飞快地冲出去，抢救另一名新送来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