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

王公龙（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1940年12月，毛泽东同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谈话指出：“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延安窑洞里的马列主义不是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延安窑洞中的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篇章“不能不写”

因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而一举成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回忆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大发展时期。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吴起镇至1948年3月东渡黄河，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有112篇，占比超过了70%。

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潜心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废寝忘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并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

从1921年建党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间过了整整17年。这期间，我们党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也经历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路线。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只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下的“马克思主义”，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同志在“九篇文章”中愤怒指责道： “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什么党内部分人对王明等人推行的忽“左”忽右的错误政治路线认识不清呢？其深层原因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尽管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但由于党内多数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左”倾、右倾错误思想的本质缺乏足够认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破除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独立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已成推进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同时，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我们党迫切需要回答“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斗争形势日益复杂。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同盟军、革命的斗争形式和前进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政治和哲学高度作出明确回答，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窑洞里亮起思想的明灯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充分发挥独特的理论优势。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939年5月，他又强调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

毛泽东同志讲的“学问”是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为教育广大青年干部克服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改善工作方法，1937年，毛泽东专门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作为给青年干部培训的授课内容，《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就是这一讲授提纲中的两节。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是在不断总结领导工农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矛盾特殊性。他深知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要靠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之“的”。“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实践论》展开的基本线索。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通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毛泽东同志雄辩地证明：“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对立统一规律是《矛盾论》研究的核心命题。毛泽东从矛盾的性质、特点、作用出发，系统阐述了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诸多问题。他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

“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力地清算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大增强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称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解决中国问题。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但都没有写过系统完整的认识论著作。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完整地阐释了唯物辩证的认识论思想，从而为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理论和政治命题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从政治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只有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才能充分彰显强大的生命力。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著作，都紧紧围绕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和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矛头直指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着力思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课题，致力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表达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讲中国话，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让中国人民搞得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用朴实通俗的话语表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两论”中就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故、格言和谚语，如《矛盾论》用《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等，用这些生动的故事论述矛盾互相转化的哲学道理；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先败后胜实例来说明开展调查研究，运用正确方法的重要性。

展现中国气派。所谓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体现中国文化底蕴、饱含中国智慧、汇聚中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称之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即体现中国人原创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展现中国气派，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确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强大而坚定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

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并身体力行，投入极大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除“两论”外，毛泽东同志还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献。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很快引起了党内外广泛关注。刘少奇、陈云等高级干部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积极响应并推动中国化运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王稼祥在194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起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身处这一独特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迫切需要传承和弘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用具有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历史是珍贵的教科书。追忆窑洞里产生马克思主义这一段光辉的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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