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

“电波”永不消逝，爱与信念永存

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秘密诞生于查禁“过激党”的上海法租界。此后，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及在自己执政的区域，共产党组织长时间处于秘密状态。这决定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秘密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初始所指出的那样：“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情报工作，在毛泽东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居其一。情报工作不是党的秘密工作的主要内容，但与其他工作任务交相渗透，一度攸关党中央的生死存亡，其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扣人心弦，故而便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号——隐蔽战线。无数赤诚的共产党人坚守在隐蔽战线、夜以继日，无数忠勇的共产党人隐姓化名、易面事敌，更有不少情报人员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人所不知。我们现在熟知常谈的，仅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隐蔽战线起于大革命时期，经受白区工作考验，迎来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深度拓展

1946年前后，停战协定生效在即，重庆的社会氛围开始纾缓下来。经党的介绍入住八路军办事处所在的翠明庄，即将前往延安的胡小为也松弛下来，她认为住在那里的人都应是共产党员，于是，无拘无束，见什么人都感到亲切，无话不谈。有一天，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是什么人介绍她来的，胡小为爽利地照实回答。最后，那人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那人丢下一句“我是国民党”，拔腿就走。巨大的恐惧、悔恨攫住了胡小为，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后来才知道，那个戴眼镜的“国民党”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之王”李克农，这是他对小同志所作的特殊保密教育。作为党的早期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李克农1929年与另两位中央特科成员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此为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正是钱壮飞从南京截获情报，连夜坐火车到沪向李克农报告，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得到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情报。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全权处理这一危机事变，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紧急转移，国民党妄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的美满计划就此落空。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开基立业的重要时期。而这方面工作的起始，则要追溯到大革命时期，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审讯受伤的刺客得知，国民党右派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为此着手建立侦察保卫组织。11月，共产国际在广东开办特工训练班。12月，中共广东支部书记谭平山派傅烈、杨殷负责情报工作。同月，中央军事部规定军事部的技术部门分组织和情报两部分。翌年，党中央即派顾顺章、陈赓、陆留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血的教训使周恩来从上海脱险来到武汉后，力促党中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特务工作处，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该科的建立，使党中央及时掌握汪精卫“分共”的动向，从而事先隐蔽起来。在此基础上，党中央1927年11月决定成立特科，由周恩来负责，翌年又成立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等科；后增设通信科，使中国共产党在无线电信运用方面走在前列，为此后共产党军队截获利用国民党的信号情报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了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三大任务”，并特嘱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通过“打进去”“拉出来”等方式，中央特科不仅使“龙潭三杰”在国民党情报系统构建“上海-南京-天津”的“铁三角”，而且争取到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鲍君甫（化名杨登瀛）为我所用，并团结争取了早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等知名人士。               

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叛变，给党的隐蔽战线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派出机构，及其他党、团组织迭遭破坏。不仅在上海，党在其他城市的力量也遭到严重摧残。

正是在吸取既往的经验教训、努力更进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在遵义会议后重新焕发活力。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李克农积极斡旋，促成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谈判。中共中央派刘鼎为正式联络代表常驻张学良处，李克农与刘鼎约定电台联络密码，密码为两套，单双日交替使用，为安全起见，要求刘鼎将密码背记下来，不带密码本。随后，西安事变爆发，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契机。在周恩来赴西安谈判途中遭土匪突袭的数月后，中共中央1937年底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1939年该委撤销，新组建中央社会部，1941年又成立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先后为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的副部长。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以中共中央为党的地下斗争所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为依托，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相契合，同抗日统战政策相得益彰，为此，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有了深度的拓展。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派出数百名情报人员深入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日伪的军政警特宪内部，形成上千的情报尖兵。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乘势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为党中央传递情报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被周恩来誉为党的情报工作“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也是在这一时期潜伏在胡宗南的周围，所提供的重要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成功挫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的图谋。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在情报工作之外，又新增策反活动

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内战准备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隐蔽战线又到了生死决斗的时候。翌年3月，熊向晖再次获得并及时传递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情报，中共中央得以从容组织撤退。在随胡宗南向延安开进途中，熊向晖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使用测向设备侦察中共首脑机关电台的位置，吃惊非小。他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向中央社会部派驻西安的负责人报告，使党中央及时下令电台停止工作，随后采取相应防范手段，敌方技术侦察最终劳而无功。熊向晖出色的情报工作当得起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情报部门领导的多个系统、多股力量齐头并进，屡建奇功。以周恩来为统帅的党的隐蔽战线，除了李克农、潘汉年等故有的情报系统再立新功，在这时期又有新成立的吴克坚系统脱颖而出，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多次嘉奖。1946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与会者没想到的是，在会场忠实记录他们言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沈安娜正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会后，她就将会议记录完整抄送党组织。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长期潜伏的中共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在30多名担任国民党高中级军官的中共党员的配合支持下，率所部2.3万余官兵起义。这一下子打乱了国民党在淮海战场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纷纷往徐州退缩，被解放军乘胜追击、分割包围。11月27日，中共党员、国民党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火线起义，又彻底打乱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加速了其覆灭的进程。同年底，中共党员、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一厅（人事厅）中校参谋沈世猷，成功打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此后，他接连获取国民党长江防御计划、江防兵力配备情况等重要情报，这不啻为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敞开了江防大门。

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倒行逆施的蒋介石政府渐呈众叛亲离之势，隐蔽战线在原有统战工作的基础上增强了策反活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的贴身秘书阎又文、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都是共产党员，在及时报告傅的思想动态的同时，积极配合平津党组织开展争取工作。1949年2月25日，在中共党组织多条线的策动下，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新的巡洋舰“重庆号”发动起义，舰长邓兆祥受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亲自领航，军舰直出吴淞口，驶往烟台。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所属30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的笆斗山江面起义。除了策动陆军、海军起义，还有42架飞机（不含“两航”起义和新疆空军起义的飞机）在起义人员的驾驶下飞往解放区。同样在党组织的策反下，南京监狱释放了全部政治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革命同志在苏州河以南市区解放之际也在狱中重获自由。               

牺牲名节、地位、金钱，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有时要和光同尘甚至同流合污，必须牺牲自己的名节。中共党员、女作家关露，受党组织派遣，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担任中文编辑。关露利用这个阵地，撰写发表了很多文章，每期还为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化人留下一半约稿篇幅，把日寇的刊物变为爱国人士的论坛。然而，社会上不知情者却长期地将她视为汉奸。金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是活跃于进步文化界的影剧双栖大明星，抗战胜利后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宣传部委派的接收大员，赴东北接收“满映”，进步人士叹惋其在政治上的倒退。直到上海解放，李克农代表周恩来致电上海方面关照“金山同志可能仍返文艺界”，方始揭开金山长期潜伏的秘密身份。               

为了长久利用机要速记员这一职位获取情报的便利，沈安娜婉拒了国民党“大佬”荐其为立法委员的升迁机会，金钱、高位就此与其擦身而过。为了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沈安娜甘愿默默无闻，埋首会议速记的繁琐事务中。

然而，沈安娜总算是幸运的。潜伏敌营14年，她终于在上海迎来了解放的一天。更多革命志士牺牲在黎明到来前的黑暗中。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由延安来渝的张露萍在军统局电讯处建立中共特别支部，事发被捕后，遭受酷刑拷问，坚不吐实，1945年7月14日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押赴刑场，身中6弹，壮烈牺牲。为了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共方面当时都不能公开承认其为共产党员。就在上海即将解放的1949年5月7日4时左右，国民党在浦东戚家庙枪杀了12名革命者，其中就有从事党的秘密通讯工作的李白、秦鸿钧、张困斋。12位革命英烈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国民党士兵震慑于“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你们的末日到了”的宣传攻势，谁也不敢扣动扳机。经在戚家庙焚香跪祷，行刑队长架起机枪，一阵速射划破夜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幸福，隐蔽战线的斗争从没有停止，无数仁人志士继承先驱者的革命传统，仍在悄然奉献、无声奋斗、默默牺牲。2013年北京西山森林公园新辟的无名英雄广场，系为纪念1950年代为实施党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大批入台牺牲的英雄群体而建。1949年前后，1500余名党员干部秘密入台，后因岛内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有1800多名中共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被捕，1100多人惨遭杀害。经多方查找，现仅发现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镌刻于花岗岩墙壁，其中有吴石、朱枫这样因近年宣传始为人知的光辉名字。               

大同理想，忠魂信义，光影周旋，旌霜履血；弥天大勇，生死千秋，功勋永垂，振兴中华。树立于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纪念碑，其实铭刻的是隐蔽战线英烈共有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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