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又一重要目标，是这一文化运动影响最为广泛也最为实际的部分。1921 年，是白话文运动的丰收之年，它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典藏1921》所选择的由朱麟公编定的《国语问题讨论集》，和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国语问题讨论集》

收文47 篇, 文章的作者有周铭三、朱希祖、胡适、黎锦熙、蔡元培、劳泽人、洪北平、张士一、易作霖、陆基、陆费逵、王蕴山、陆殿扬、何仲英、吴研因等，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白话文如何真正落地生根；《女神》则标志着白话诗已经正式登上素称诗词大国的中国诗坛。

胡适是白话文的积极提倡者，他说，白话文就是“我手写我口”。一旦付诸实践，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方日常所使用的方言彼此差异很大，仅汉语方言，就可分别为十种：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和客家话，使用官话的人口最多，但细分至少有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八种，而在各地方言中，又有许多方言，除本地人外，属于同一方言系统的外地人也很难听懂，比如同是吴语的浙江温州话、苏州话，同是闽语的闽东语、闽南语、潮州话、雷州话等等。“我手写我口”，许多地方口音用通常的文字很难写出来，写出来以后除本地人以外别人也无法看懂。自从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以来，书面语成为国家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书面语都有确定的标准读音，不能随

便更易，现在，如果人人都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我手写我口”，都按照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方言书写，国家的统一语言乃至统一文化就完全可能因此而瓦解。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我手写我口”，是要将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改变为“去汉字化”的西方语言的声音中心主义，和清末以来一些学者所发动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有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之效。这是不了解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表现，在实践中也根本行不通。

白话文运动的真正价值，是结束文言文在书面语中的统治地位，让人们通行的口语经过规范化的提升进入书面语，进而取代已经脱离实际的文言文，而它的前提，则是确认汉语统一的文字，汉字统一的读音，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学校教育的教材，转化为学校教育的实践，以使替代了文言文而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的白话文得到普及。朱麟公将1920、1921 年间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近50 篇国语教育文章汇编为《国语问题讨论集》, 依照国语国音、国语文法、国语教材、国语教学以及国语统一五个专题分类编排,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众多著名学者为使白话文真正落地生根，各抒己见，进行激烈争论而逐渐取得共识的情况，成为一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实录。

从这份实录中可以看出，国语国音是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1913 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通过投票方式初次确定了法定读音即“国音”。这时所确定的“国音”，并没有以某种现有方言为基准，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选定的一种“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独有的入声、尖团音等均包含在这套“国音”系统中，它实际上是一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统。既然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这一“国音”系统也就没有得到实际运用。

1918 年，教育部公布了1913 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这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 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课为“国语”课，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国音”，“国语”课内容不再是原先的文言文，而改为语体文。因为1913 年审定的“国音”系统自身的不完善，在教学与普及过程中，带来许多混乱，以至许多教师和学生只能用方言或“土音”来朗读语体文。这就引发了“京音”与“国音”的激烈争论。论争首先由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挑起，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国语统一问题》，批评了到此为止的国语统一思路和方案，认为“以国音读语体文”的国语统一方法是错误和违反语言学规律的，应该先从口语统一入手，统一口语的方式，不应采取混杂语的方式，适合作为“国语”推广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与张士一相对立，陆基、黎锦熙等人则认为，流行面最广的“官话”，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内部不同方言区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已经具有了国语基础标准的资格。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大家同意根据“北京音系”制定“新国音”。1921 年６月出版《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国音标准正式颁行全国。

关于国语文法、国语教材、国语教学以及国语统一等问题的讨论，都足以表明，白话文真正落实与普及，是一项异常宏大的系统工程。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立足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不断总结，通过自由争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持续不断地加以努力。

《国语问题讨论集》的编者朱麟公，江苏常熟人，生平不详，只知他除去编选了这部“讨论集”外，还于1922 年出版了《新式言文贯通法》（上海广益书局），1923 年出版了《言文对照古文精华》四卷（上海广益书局），1924 年与沈味之一道编了《初等作文修辞法》上、下册，1933 年出版言文对照《评注古文观止》（学海书局），1935 年与汪馥泉以“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名义出版《中国语文学研究》（中华书局）, 是知他有相当好的古文基础，也有相当好的白话文修养，所以，《国语问题讨论集》的编选具有相当高的水准。

至于郭沫若的《女神》一书，评论者已经无法计数，这里根本不需要做专门介绍。这部诗集，收录作者从1919 年到1921 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 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这些诗篇完全冲破了传统五言七言诗体、词谱曲谱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成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将这部作品编入《典藏1921》，我还想突出补充说明一下《女神》一书在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中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是1920 年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被评价为“对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语言逻辑结构‘影响’最大的诗集”。由于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要求，从《诗经》《离骚》开始，诗词曲赋，都追求运用自然、生动、优美而又十分精炼、精准、凝练的语言文字，描绘情景，抒发感情，表达思想，藉由赋、比、兴，奉之以美，动之以情，喻之以理，会之以心，成为中国语言文字中的精华、精粹。读者对诗词曲赋的审美、共鸣、理解与认同，经常离不开立意、境界、格律、体裁等久已养成的习惯。无韵、无格律、无诗体的白话诗，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所固有的诗性与审美属性，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性课题，说实在话，胡适的《尝试集》没有完成，郭沫若的《女神》也同样没有完成。白话文运动要真正稳固地占领这一领域，确实还有待时日。

（选自《典藏1921》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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