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萨义德

那些冒险进入大众视野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遭到误解，不过，东方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和他的作品所遭遇的，一定比其他学者更多。

全世界通过媒体所看到的这位学者，是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说的“激进时尚”的化身——他出生于耶路撒冷，有阿拉伯血统，老练非常，在纽约公园大道上有朋友，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衣服（有人曾听到他抱怨说自己忙到没时间去裁缝那儿），人们说他支持校园左翼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他象征性地向有争议的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围墙扔石头）。在学术上，1978年《东方学》的出版，似乎开启了所谓“指责政治”，大获成功的同时也遭到大量批评。

而只有他的学生和读者，才懂得欣赏这样一个被热情的道德良知激励的人，和他身上的人文学识与正直品质。最近，萨义德的学生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出版了传记《心灵之地：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生》（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采用大量材料，首次全面描绘这位美国战后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这个标题无疑呼应了他的自传书名“Out of Place”，中译作“格格不入”，又译作“乡关何处”。“处所”正是萨义德人生的关键词，而这本书在他与“两个世界”周旋之间，着力于知识传记，即其思想中的各个坐标人物。

萨义德从埃及赴美后，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他在追求音乐还是医学上犹疑不决，于是干脆选择一条名为“特殊人文学科”——也即比较文学的路，让他能够把对文学、音乐、法语和哲学的爱好结合起来。

随后他在哈佛完成了博士学位，在比较文学先驱哈利·列文（Harry Levin）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关于康拉德的论文。萨义德后来称自己为比较主义者，他迷恋中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一如迷恋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维柯。

他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担任了40年的教授，正如布伦南所说：“如果说他与乔姆斯基、阿伦特和桑塔格一样，是战后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么他就是他们中唯一以教授文学为生的人。萨义德对这一事实感到欣喜。”

当时的文学研究领域火药味十足。萨义德如同喜爱收集零碎的喜鹊，借用了当时所有主要的意识形态立场：着重于文本分析的“新批评”，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雷蒙·威廉斯的社会主义，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自由主义（两人是哥大英文系同事），以及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萨义德曾一度成为法国理论的主要传播者，为美国读者撰写关于欧洲大陆思想发展的文章。然而，在美国的大学经历“理论”的巅峰时期时，萨义德弃绝了法国理论，还批驳德里达等人的写作晦涩难解，表明他们已经退出了政治世界。

布伦南说，在写作《东方学》这一巨著时，乔姆斯基的友谊助益良多——乔姆斯基对于美国媒体的门道摸得透透的，并曾不遗余力地批判学术机构在美国对越南战争中的共谋，萨义德对此表示激赏，一度考虑过与乔姆斯基合著一本批判西方虚假描述中东文化的书。然而，乔姆斯基还忙着别的事，无法完成这个项目，留得萨义德独自前进，其结果就是这本《东方学》。

而在此书中，许多案例都可以追溯到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1973），以及意大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在1920年代的语言学理论。

这两者听起来似乎都与东方主义无涉。《乡村与城市》描写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乡村生活，但在这层帷幕之后，威廉斯感兴趣的是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如何扭曲了地形和景观的历史。乡村与城市相对，但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那些诗歌中描述的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也不必然代表了进步。英格兰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边缘地区和全球大都市之间的对抗，二者以不同的规模复制着彼此。对威廉斯来说，是批评家而不是诗人引导我们从各种委婉说法中走出来，走向他论点的高潮：“城市与乡村最终的模式之一，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帝国主义制度。”早在后殖民研究兴起之前，威廉斯就已经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去寻找另类的传统。

葛兰西也是如此。他是墨索里尼的阶下囚，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犹太马克思主义者主导的环境中，他却是一个在文化上信奉天主教的革命者。地理条件决定了葛兰西的身份。作为一个来自意大利南部乡村地区的人，他在意大利北部工业地区继续学习，在那里被视作低人一等。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1926）——萨义德常在课堂上讲授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发现了乡村和城市冲突的一些实例，萨义德后来在《东方学》一书中称之为“想象地理学”，其中，土地本身成为歧视性的文化区分的象征。

除此之外，传记还描述了他与维柯、阿多诺哲学的接触。和阿多诺一样，在萨义德看来，放逐是定义大学教授角色的核心隐喻。在《知识分子的代表》中，萨义德认为，放逐指代一种参与和批评的空间，他努力不让别人感觉良好，在重要的场合成为一个不墨守成规、令人尴尬的人。在萨义德的一生中，长久以来的难解之谜是他是否有能力同时留在权力大厅内外，他曾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关系密切，但两人在奥斯陆和平协议后便分道扬镳，这表明了这位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在公开场合改变自己的想法，是知识分子对世界不断发展的理解的一部分。

在前言中，布伦南称这本书为“知识分子传记”，不少书评家认为写得不算高明，读起来像博士论文。有评论说，作者似乎是在与他专业领域的其他人交谈，而不是面对一位热切而好奇的普通读者，比如这样一个典型的句子：“无疑，萨义德的音乐空间观点受到了申克分析法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