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被誉为“科学的殿堂”。这里有被科学记载的第一批恐龙化石，以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渡渡鸟标本，但令人感叹的不仅仅是它的藏品，其建筑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象征——建造于1855年至1860年间，它是建筑师本杰明·伍德沃德（Benjamin Woodward）、拉斐尔前派的顶级艺术家与牛津大学科学家合作的成果。在近期出版的新书《科学的殿堂：拉斐尔前派与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Bodleian）中，通过阐述博物馆的建造史，以及100余张的精美图片，约翰·霍尔姆斯（John Holmes）带领读者展开了一段关于博物馆建筑与设计的艺术之旅——从中可以看到，这座“科学殿堂”如何通过它的每一处肌理，向人们传递着大自然的知识，歌颂着她的精妙与伟大。

由特殊的岩石样本制成的立柱

博物馆本身是“哥特复兴”的标志性建筑。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建造的当时正好处于“新古典主义”与“哥特复兴”风格之争的焦点。有趣的是，“古典主义”明明更符合科学博物馆的“气质”——它对秩序的追求，以及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承载，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启蒙理念和科学精神，但为什么“哥特”这一宗教风格最终胜出了呢？原因有三个：首先，哥特建筑总是以动植物为装饰物，这非常符合自然博物馆的定位；其次，“古典主义”强调对称性，反而不利于学科建设，因为它阻碍了不同学科根据自身特点对空间的利用；最后，“哥特”更契合作为教会学校的牛津传统，以及当时对“自然科学”的主流看法——其目的是揭示造物主的力量，自然是“上帝自己的博物馆”。

不过，在宗教的“外衣”之下，这座博物馆的装饰设计里凝聚着当时人类探索自然界的全部智慧，它们是拉斐尔前派根据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以及已经建构起来的科学原理“建模”而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独特的“景观”：拱门上的天使，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正在展示细胞分裂的圆盘——细胞理论正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在博物馆建造的20多年前，显微镜技术的进步才让科学家们第一次看清了细胞。

拱门上的天使，手持细胞分裂的圆盘

“不是通过它的展品本身，而是通过建造它的艺术，来向人们展示自然史。”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初衷，在这座博物馆里，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们与艺术家们“联手”，试图打造一个非凡的自然世界“模型”——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支撑着中庭的立柱，每一根都由特殊的岩石样本制成，这些立柱共同构成了关于不列颠群岛地质学的一本百科全书。它们在当时被用于教授地质学，至今还在被牛津的教授们使用。

这座博物馆里同样显现着当时艺术家们所理解的“科学家精神”。一楼陈列着的科学家雕塑是博物馆另一处标志性景观，这里被誉为科学家们的“万神殿”，这些雕塑也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拉斐尔前派的雕塑收藏。这些科学家们都被赋予了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态感”——弗兰西斯·培根的手势表明他在发表论点；卡尔·林奈在收集样本；伽利略不是拿着望远镜，而是在发明望远镜……这些雕像在向我们传递，想象力是科学家们最伟大的品质。

“动态感”的科学家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