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陈从周（1918—2000），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浙江杭州人。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曾执教于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园林学会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委员会副主任、美国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顾问等。早年学习文史，后从事古建筑和园林艺术的教学研究，并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擅长文史，兼工诗词、绘画。著有《徐志摩年谱》《苏州园林》《说园》等。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苏州的网师园、上海的豫园、如皋的水绘园、昆明的楠园……无论是留下的老园还是再造的新园，仍在为今天的人提供一个古代士人观察春色的视角。要不是有一个人在其中起承转合、修复保护，这样的景致或许只能更多停留于二维的诗画中——正是陈从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园林这一集纳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总结了园林，保护了园林，也输出了园林。

而除却中国古典园林大师的身份，通观陈从周的学术一生，园林是一根线，另一头牵着诗词绘画、牵着昆曲历史，中国的传统美学尤其是江南文化在他这里融合、延续。

从《苏州园林》到《说园》，他是大师口中的大师

提及园林，陈从周是大师口中的大师，无论是冯其庸，还是贝聿铭，都不吝用最高级别的词来形容他，甚至沈从文在来往信件中自谦，在他面前谈园林，自己当与大学生一道学习。

1956年，一部《苏州园林》让陈从周有了盛名。陈从周与园林的结缘，可以归纳为四步：记园、护园、说园、造园，这《苏州园林》便是第一步的呈现。《苏州园林》是陈从周利用闲暇在苏州的园林古建里泡出来的，1950年代，在上海教书的同时，陈从周周末也在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兼职教授建筑史，课余时间就扎进了园子里，那几年时间，苏州的典型园林，陈从周都进行了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勘察，“午梦初回，我信步园林，以笔记本、照相机、尺纸自随，真可说：‘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苏州园林》一书中，陈从周“不仅用传统文人的方式作‘园记’，而且引入了当代专业方法”。最妙的是，书中的每一张照片陈从周都配上了一句适情适景的宋词，园林的意境便跃出了纸面。《苏州园林》在业内业外收获了不少“书粉”，其中不乏大牌，远在美国的贝聿铭因此书知道了陈从周，1977年第一次回国后专程拜访，将后者视作相见恨晚的挚友；而在圈外，这本书更是得生长于苏州的叶圣陶赞许：“工作余闲翻开来看看，老觉得新鲜有味，看一回是一回愉快的享受。”

贝聿铭与陈从周

《苏州园林》

此后，从苏州写到扬州再到其他地方，陈从周对园林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他的百十篇园记也为中国园林的系统研究开创了一种范式。上世纪70年代末，“说园”5篇问世，洋洋洒洒万言，归纳了中国古典园林理论，“它从诗情画意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园林，是对中国园林的一种认识论，在当时非常难得，而且也是指导实践的造园理论，还是园林评论的美学原则”，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的李振宇，正是在这本书的启蒙之下，投于陈从周门下，书中提到的“因地制宜”“大园与小园”“动观与静观”“借景与对景”等将中国的造园技法一一道尽，更是提出了叠山理水要“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说”。这些理论，直到现在还被他的学生运用于现代住宅的设计当中。

陈从周的研究之所以能在当时脱颖而出，一是补足了之前对包括园林在内的民间住宅的研究的不足，更在于他的选点：园林文化——关注的不是西方的建筑概念、空间理论在园林上的体现，而是提出“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将重心放在那些生活在园林之中的文人如何通过诗词绘画等等表现出他们的生活观念，那是园林的精神所在。这恰恰结合了陈从周本来的文史专业，让他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的选点、布局，如同造山水一样，陈从周胸中自有丘壑，常能做到眼光独到，这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他说做学问，两点最重要，即观点和资料。总会带着我们寻找一手资料，正史被挖掘得乏善可陈，就到明清笔记小说里寻找中国园林的脉络”，李振宇印象里，陈先生并不给学生指点捷径，反而告诫“聪明人要做笨事，才能有长进，否则容易不扎实”，这句话他至今铭记在心。

1978年到1979年两年间，陈从周写了30多篇文章，在学界反响很大，可谓是学术成果高产期。学术活力得到了释放，学术造诣为人认可、给人影响，世界各地都有人来求教——那时，陈从周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愉悦。而他的小女儿陈馨知道，这些文章都不是凭空而出的，“‘文革’期间，他也从没有停过。写好的书稿被抄掉了，他就在心中打着腹稿。那段时间一下子写出来的那些文章，正是他多年的厚积薄发”。

《说园》

诗词书画昆曲无所不通，他是文化的时空连接者

陈从周说，中国园林首重意境。意境如何体现出来？

“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只见帆）。”“园林的每个观赏点，看来皆一幅幅不同的画，要深远而要有层次。小至一树的修剪，片石的移动，都要影响风景的构图。”这是陈从周从画理中悟出的造园之理。

他曾以宋词喻苏州诸园：网师园如晏小山词，清新不落俗套；留园如吴梦窗词，七室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处如闲云野鹤去来无踪，则姜白石之流了；沧浪亭有若宋诗；怡园仿佛清词……这是陈从周在园林与诗文之间找到的共通。

他写过一篇《园林美与昆曲美》，认为园与曲不可分割，园境即曲境。更说汤显祖《牡丹亭》的“游园”“拾画”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这是陈从周从昆曲中得到的领悟。

他的《说园》虽是本专业书，却并无枯燥的说理，词句清丽如晚明小品，其间，意境相同的诗词、绘画信手拈来。

在他看来，“学问之道，息息相通”，文学艺术的意境与园林是一致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陈从周虽因园林声名在外，但是园林只是他沉醉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集齐各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载体。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园林是“集建筑、书画、文学、园艺等艺术的精华”。所以，在他眼中高明的造园者，可以“运文学绘画音乐诸境，能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也怪不得叶圣陶总结他的园林之道是“熔哲、文、美术于一炉”。

陈从周画作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本科时曾上过陈从周的课：“他的课是说园，但大部分都不是在讲园林，而是书画，文化、戏曲、花鸟，诗文，一开始很不理解，最后才醒悟到他将文化糅在了一起。只有懂了他讲的东西，才懂什么是园林。所以你说陈先生是‘什么家’，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关于“家”，陈从周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杂家”，“在中学教过语文、史地、图画、生物等，在大专院校教过美术史、教育史、美学、诗选等，建筑系教过建筑设计初步、国画、营造法、造园学、建筑史、园林理论等，并且还涉及考古、版本、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兴趣与研究”，连他的诗词老师夏承焘都说“陈君古今焉不学”。这“杂”也是有传承的。陈从周读书的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经济学博士，写得一手好隶书”，经济系胡继瑗教授“既能诗词，又工书法”，政治系顾敦鍒教授“是曲学专家，小楷楚楚有致”……在这些老先生的的书斋里，陈从周接受文化，见闻知识，阅读到很多市上见不到的书，“比课堂教育不知胜过多少”，也通过帮老师抄文章、跟随拜访，得到了最直接的治学方法。他曾感慨：“《文心雕龙》说‘积学以聚宝’，学问在于积累。我很感激当年学生时代的老师们，都有着这种功夫，耳濡目染，熏陶成我这种如杂货摊的一个学者。”

在伍江看来，陈从周之所以看起来“杂”，是因为他面向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畴，“所以对陈老师来说，从文史到建筑园林，其实算不得‘转行’，还是在这个范畴内”。李振宇认为，陈从周的“杂”是完成了一种文化的时空连接，也因此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古建筑和园林范畴。“他青年时期，正是社会动荡、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碰撞的年代，他选择做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连接了古和今；他有传统文化的眼光，又接受过西式教育，连接了东与西；他身体力行，将诗词绘画等各种艺术在园林之中进行连接；他常强调通达，不仅是文理相通，更要打通物质和精神的连接。”这种境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长出来的，“不可有再”。

在老先生书斋里成长起来的陈从周也将传统的师徒“从游”沿袭了下来，“从游讲究的是待在老师身边接受熏陶，而不是一字一句地教，求的是一个化学反应”。李振宇就是“从游”的受益者，他读研究生当中有一年，每周总要三两次去老师家练字画，或听他讲造园之理。有客人来了，就在一边旁听。“陈先生的客厅常常是一屋子人，有名家、文艺爱好者、来学书法的青年工人……先生跟他们谈话，经常穿插学界掌故、时事评论，非常有趣，这种景象是非常美好和难得的。我在带研究生时也沿用了这一方式。”一个“杂学家”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自然不同，尤其是那些对建筑课抱有“应该是直来直去谈概念、讲理论”印象的同学，上陈从周的课真有一种“走错教室”的错觉：他给研究生指定的阅读书目从四书五经罗列到明清笔记，会请诗词家开古文课，修豫园时也请过昆曲名家梁谷音唱昆曲，他觉得，经梁先生这么一唱，学生就可以理解廊为什么这么修，亭为什么这样造。甚至，他当年还希望在园林专业的考试科目里加上“百科知识”，因为园林“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又是综合性科学”。当上他的学生更不容易，要有古文根底，更要知道家乡的名人典故——这是他招研究生的面试题，里面暗含着学习中国建筑和园林的本心。

留下建筑的文化，在大地上留下古老而持久的美

伍江印象里，陈老师的第一堂课就提了一个大多数人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建筑学与建筑工程什么区别？“刚入学，我们好多人还都以为学建筑就是造房子，但陈老师告诉我们这当中是有区别的，古代没有建筑师，房子也有好坏之分，原因不在于工程，而在于文化。”时间越长，伍江越能感悟出陈老师话中的道理——建筑根本上是文化创造。“这里有一对反向发展的价值：现实价值和文化价值。建造之初，文化价值很小，人们一般感受不到，但它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呈现出来，现实价值却在一开始是最大化的，但缺少了文化，以后可能就沦为废墟。”伍江说，陈老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早便提出要保护历史文化建筑。

陈从周倡导中国文化的延续，为文化古迹的保护四处奔走呼吁，大江南北都留有他的足迹。平日里，他是个温和的人，但是碰到破坏文化遗产、自然环境的事，就难免怒发冲冠，许多老报纸上还留着他为救园林古建而发出的批评、呼吁，对此，他说“我无坏心，拳拳之意而已”。在他的奔走下，得以保留的古建筑难以尽数，徐家汇藏书楼、苏州的曲园、宁波的天一阁今天还能齐整地立在世人眼前，有他不少功劳。陈馨记忆里，父亲总是特别忙，经常带学生到江浙一代给他认为有价值的古建筑、园林做测绘，保存了园林建筑的布局、用料、图案、诗文等珍贵信息。1955年前后，国家号召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梳理，陈从周还领衔了其中少人问津的“近代建筑研究”，贡献非常大，但由于时代原因，知道这一成果的人并不多。“这也说明，他的贡献不只在园林，只不过对于圈外的人来说，他对园林的研究影响更大”，伍江补充。

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1978年，借助“明轩”，陈从周第一次把中国的园林文化输送到海外。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希望为收购的一套明代家具设计展馆，于是找到陈从周。陈从周认为明代家具应该放在明代建筑里面，因此以恩师张大千曾居住、创作过的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设计打造了一套小庭院，称为“明轩”。“明轩”落户大都会博物馆后，在当地引起轰动，甚至在北美等地掀起了一阵中国园林热。对于陈从周来说，“明轩”是有所新意的模仿，上海豫园东部的修复则是有所寓新的续笔，但目的都是为了文化的传播和延续。1986年，68岁的陈从周第二次参与豫园的修缮，这一次是负责主持豫园东园的设计修复。

明轩

陈从周常讲“得体”，做人、造园都要得体。在古园的修复中，陈从周将“得体”诠释得淋漓尽致，“古迹之修复，非仅建筑一端而已，其环境气氛、陈设之得体，在在有史可据”——只有有了理论根据，才能下笔，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因此陈从周修园，必细征文献图集，首究园史；详勘现状，对山石建筑等作出年代鉴定，概括特征所在；然后考虑修缮方案，“如装裱古画，缺笔处，必以原画之笔法与设色续之，以成全璧”。据他的女儿说，豫园的黄石大假山由江南造园高手张南阳所叠，便是他在这一套前期准备工作中考据出来的。再及，镇园之宝“玉玲珑”及立于两侧的稍低次峰，为造园“对景”，则是他根据潘允端《豫园记》所记而建。在他手中，豫园的明代古井及古井亭均完整保留；而占据景点的书场、茶馆及杂屋乱棚全部拆除，绝不心慈手软。但陈从周又不只做纸上工夫，他的子女看过他的一些笔记，小小本子上记录着选用什么树种、沙石比例怎么拌，这些他心里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做园林，要自己做。这棵树种在哪，两块石头怎么拼，现场看、现场做。”陈从周一位学生说过，豫园是一个工程，但实际上对老师来说，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文化”。

豫园

生活里的他，学术里的他，根本就是一体的

陈从周常常是一袭长衫配布鞋，养花鸟鱼虫，爱赏云、听风、看影、幻想、沉思。中国文化的延续也在他的生活里。如他的学生所说“他学问和专业，都跟个人的思想生活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他喜欢含蓄委婉，画竹兰，三两笔，求一个意境，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特性。他崇尚明代作品，认为园林虽经清代留下，但最有价值的是明代形成的思想，是源头，做人、造园也当跟随这一源头讲求干净。他一直把小小的网师园奉为园林经典，因为园子虽小，但造园的基本原理都在，主人的思想生活、文化倾向也都在，保留了苏州园林的精髓，而对于那些追求繁琐、落入世俗的园子哪怕名气再大，他都不喜欢，认为背离了初衷。

他提倡造园“有法而无式”，不然就成了画谱之芥子园，文章之有八股。这恰如他生活中的随性，讲课不设条框，希望学生走自己的路；对子女也不限定发展方向，只要求多读书、多练笔头。“各具一格”才是他乐见的结果。

他心中有山水，但他又是入世的、积极的，绝不独善其身。平日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亲切随和就像一个邻家老伯，每天都在释放热情，“一出门就打招呼不停，有门卫、学生、教授、花匠……偶尔起劲了还要与人抬抬杠”。

陈从周曾说，老师传的是精神、气息，因此他喜欢送学生字画，认为人去后，字画还能继续留有气息。先生离开20年了，如今在那些江南园林、活下来的古建筑里，在学生、子女的记忆里，又有哪里没有他的气息呢？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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