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2020新年还差3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终获通过。该法审核过程久经曲折，意在平衡各方利益。但愿这部涉及医患双方权利、义务与法律规范的文本，能在未来临床实践中，适应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的调整变化。
应该承认，这项姗姗来迟的立法成果，与着眼缓解恶性医患冲突上升趋势的期待有关。其中，除了权威部门的职责担当之外，更有民间机构，特别是医学相关领域各种人群与团体的贡献。他们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经年不断聚集舆论，大声呼吁，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改良，意外起到表率作用。
作为校友，作者特别认可复旦医学博士联盟曾经的表现，痛陈行医环境之艰难，大声疾呼对于医者后继乏人的忧虑和关切。据此，不妨延用医学思想史的学术表达，即医学共同体无法割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过去如此，今后更应如此，此乃现代医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人文属性所决定的。
1835年，耶鲁医学博士伯驾（Peter Parker MD）在广州十三行开张首家以传教为目的之西医诊所。3年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周边传教医生、商船医生和政商人士，成立“在华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参阅“Relative to hospital in china”, Boston: I.R.Butts, Printer ,School street,1841）。医学同道在华结伴而行，打破2000多年来，传统医者固守“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条。究其本质，华夏医者骨子里普遍暗藏怀才不遇与寂寞发奋的特征，崇尚个体上进精神，缺乏团队合作的意识。
1826年起就在澳门行医的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ESQ）出任首届“在华医务传道会”会长，并执笔协会宣言，其篇幅不长，却明言西医东进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医学诊治作为一门技术，被认为值得担当传播西方宗教的开路先锋，即宗教侍女是也（图一）。
图一 1838年版“在华医务传道会宣言”（全文共计8页）
重要的是，此刻的清王朝已经日趋腐朽。统治中华大地的千年封建制度，正面临全球文艺复兴和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回望过去，珠江口上这块60米宽、200米长的广州十三行，正不断从拂面徐来的西风中，感受阵阵凉意。有冲击，有伤痛，但也不乏变革的机会。作者曾借助医学思想史视角，系列阐述过学术观点（拙作《广东十三行的西学迹象：西医往来才俊出》，载“文汇学人”，2017年3月3日；《眼科-盲校-西医东渐》，载“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 诸如：致力于引进牛痘预防天花的华商，采取了善行与科技并举的全新思维模式；年轻学子包括已经获取功名的新科精英，不仅擅长外语交流，而且热衷西医诊治；现代医学思维方式辐射到贸易窗口之外，南方各界人士在艺术、爱情和家庭婚姻等领域的行事方式，开始摆脱传统束缚，不一类举。
这一次，主要由外籍旅华人士构成的民间社团，在讲究体统的清王朝治下面世，更是史无前例。富可敌国且重视西方新技术、新产品的华商头领伍秉鉴（即浩官Howqua，字敦元Woo Tunyuen），亦成为“在华医务传道会”华裔委员（图二）。由此可见，华夷融合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并非始于近代租界，而是，200年前在岭南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中，在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内部，已经萌芽。
相对晚明时期开始的,华夏精英与基督文明的首次相遇，主要游荡在书斋官府，主要成果在于理论译介，始于广州十三行的医源性基督文化入华，由点及面产生蝴蝶效应，特别对缓解底层民众疾患痛苦带来的实惠，并非一句笼统的西方经济文化侵略，足以全面完整盖棺定论的。
图二 首届“在华医务传道会”委员与员工名单
我国医源性现代化启蒙与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出现在19世纪后叶。如果说，西学东渐之初，现代医学被宗教所利用，为他人充任急先锋的话，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麻醉、外科、消毒、微生物等医学新概念、新技术全面革新了早期西医思维，即使在华行医的传教医生内部，也开始出现反思的迹象（拙作《西医东渐的一个拐点》，载“文汇学人”，2019年12月6日）。
1886年，被我国医学史界长期称作“中国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MMAC）”，简称“博医会”者面世（李经纬“教会医学团体建立与西医药刊物”，载《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76-277页）。该医学社团可谓西医东渐史上的拐点，以淡化存世半个世纪的“在华医务传道会”传教主旨为目的。
后世据其创会宣言，不难判断其中要点，与1838年郭雷枢传教版本的区别。继而在武汉和重庆等内陆，也出现类似的医学团体，诸如华中医学会（Central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相对而言，地方性组织去宗教色彩的取向，更加果断而明显。
MMAC创会元老迫于时代环境，虽在官方名称中尚未强调改革关键，汉译时基本保留“在华医务传道会”的文字框架，用“中国行医传教会”以示区别（图三）。但事实上，旅华执业医生经历后续20余年的努力，最终断然将医学与宗教的前世姻缘割裂。
图三“博医会”英语官方名称的正式汉译
应该提醒研究者的是，提前放弃沿用“中国行医传教会”的官方汉译，等于篡改西医东渐的史实。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地区一手教会史料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医学史研究者对百年前的经典英语缺乏达意领会，同时又缺乏具备扎实西方医学积累者的积极参与，故而以讹传讹，误会不少。
1887年3月，在该会主办的医学杂志创刊号上，上海同仁医院及其医学班鼻祖文恒理医学博士（Henry William Boone，MD.），撰文报告MMAC的缘起、主旨与未来目标。19世纪后叶，中华大地上的职业传教西医达到近百位，创建MMAC不仅满足参与世界医学大会的团体制要求，更意在改变世界医学共同体对旅华传教医生的职业形象，以便融入现代医学理念倡导的人文所向新趋势。
“美国京都定于本年(按:1886年) 西历八月，大集天下群医博论医理。本医会应派三人亲诣美京与为考证，以求新益……本医会创设之故有四：其一，务欲诸医各将平日所阅华人病情，即一切施治之法普告医会，俾后偶遇对同之症用药有所折证，以期立起沉疴。其二，务欲将西国医学之精微疗治之神妙，尽情推阐揭示华人，俾华人多所歆动，以冀医道遍行于通都大邑，下至僻壤遐陬。其三，欲用医道以广传道，去其身病，即以发其信道之心，自能遵奉福音，渐祛心病。其四，欲将中国所有奇难杂症为西人所无者，奚告之现居西国诸医，俾互相参究，得以精益求精，登峰造极”。
从1907年5月出版的MMAC杂志开始，编辑委员会索性直接将杂志名称（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中的传教标记missionary删去（图四），以突出其科学立场，更加接近协会共识。首先是传播医学科学，其次才是医学传教，第三才是转达教会信息（H.W.Boone，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ts Future Works. i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March 1887, p.4-5）。
图四 1907年3月号和5月号的刊名变化
早在1835年，关乔昌和关涛叔侄，已经成为十三行博济系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MD）主持博济医院、学堂和慈善机构几十年间，关涛持重的角色经常出现在院史文本中。1857年，被誉为白令海峡以东最佳西医的黄宽医学博士，从爱丁堡学成归来。1885年，金韵梅在纽约女子医学院，获得中国首位医学女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代现代医生，开始在中外医学交流史上崭露头角。
19、20世纪之交，何启、许金訇、伍连德、石美玉、刘瑞恒、康爱德、林可胜、颜福庆等海归医学博士批量学成，回国执业。但MMAC入会标准极高，相当长的时空里，几乎没有华裔医学工作者出现在会员名单中，即使在MMAC杂志所刊文章中，已经开始出现海归临床医生、麻醉师、医学院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字。直到1904年在沪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招募不少本地医学精英，甚至合办了上海哈佛医学院（拙作《梁启超医案和我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载“文汇学人”，2019年8月2日）。
为此，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等21位医生（张圣芬、陈永生“中华医学会21位创建人”，载《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第5卷第1期，55-62页），1915年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华医学会，本土西医有实力，有需求，开始主动把握学术话语权。1930年代起，中华医学会与MMAC合并活动，并逐步取消学术上的隔阂。
此后一个世纪，以丁福保、陈存仁为首的传统中医师，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取消中医的行政措施，组成《黄帝内经》问世以来的民间中医团体，以维护自身行将受损的行医权利。1927年，以本土学术精英为主，成立了首个国立上海医学院。到了21世纪，中华医师协会、海外华裔医生协会，以及全球华人医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不断面世。中国现代医学技术、医疗理念与医者权益，正在新世纪中不断重组合作，为维护社会健康，充分展示自身实力。
作者：方益昉
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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