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本科毕业之后的七年时间里，青木正儿没有固定工作，一直在各个学校兼职，自称“在洛浪人”，浪在京都。原在东京文求堂当学徒的大岛友直（1883—1922），与青木气味颇为相投，1907年回到京都寺町的丸太町，创立汇文堂书店。书店开业不久，没有什么顾客，大岛常常临时闭店，与青木流连于京都各家古本屋寻觅古书，相约一直去看歌舞伎，还去看净琉璃的排练。汇文堂是京都惟一的一家专营汉籍书店，京都大学的师生皆从该店购买汉籍。1914年之后，伴随京大汉学研究的勃兴，汇文堂因从中国大量输入新书、石印本和西式印本而业务蒸蒸日上。

民国以来中国新学渐起，汇文堂书店敏察其气象动态，舶来新刊书籍以增益学界，刊行书目以方便学生的购书（青木正儿：《明治大正间京都汉籍店》，《青木正儿全集》第七卷）。

1916年10月，汇文堂书店创办隔月出版的《册府》杂志，原本计划只是刊载书店的待售书目以方便顾客选购，大岛请来青木正儿帮忙写一些新刊的介绍以及学界的“余谈”（八卦）。结果青木集合了本田成之等几位京大出身的20多岁年轻学人，即所谓的“在洛浪人”，在《册府》上发表“惹事生非”的匿名书评，火气颇大，对东京“诸老儒”多有讽刺不恭之词。

狩野直喜到东京出差，被东京的学者误以为他即匿名者而加以指责。狩野回来后，稍稍劝止了青木等人的莽撞行为，但是另一位京都学派的大佬内藤湖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不需要理会东京的学者，并对青木正儿戏言道，假如《册府》得以流传于后世，那么后人根据杂志的文章就会推定青木正儿、本田成之诸人皆为汇文堂雇佣的写手，而汇文堂主人以后也会以“汲古阁的毛晋式人物”而留名青史（《内藤湖南先生逸事》，《青木正儿全集》第七卷）。大岛友直对于被内藤湖南称作“日本毛晋”而颇为兴奋，青木等人亦受此鼓舞，笔锋越发犀利。

由于有了《册府》的火爆，不仅是西园寺公望、西村天囚等关西地区的名人，常到汇文堂买书，就连东京的学者也通过订阅《册府》，订购汇文堂从中国输入的新刊书籍。

汇文堂是《新青年》等中国新书刊传入京都的桥头堡，青木正儿则由于为《册府》编写新刊介绍，抢先一步阅读中国的新书，几乎同步地获知中国文学的新动向。他将汇文堂比喻为 “新智识的供给所”，称“每有新书至，吾党食指大动，渐入佳境”（《文苑腐谈》，《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1919年6月出版的《册府》第四卷第三号，青木以“瓢公”的笔名发表杂谈《令人吃惊的〈北京大学月刊〉》，说他阅读本年1月发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对于刊内文章混杂中学西学的学术乱态而感到可笑。

作者：吴真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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