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考古之风盛行，一方面张氏“见当时各学术团到云南考察，为的是搜集民族地质材料，较少注意古物”；另一方面，昭通存较多汉晋古物亟待发掘“昭通附近开化为最早……故汉晋间的古迹随处可指”。1929年冬，张希鲁多次访查梁堆古迹，“大略知道是汉晋间室与墓的遗痕”。基于上述准备，张希鲁于1930年寄信当时的图书馆长秦璞安，建议发掘梁堆，未果。次年，成立民众教育馆，张希鲁再次建议梁堆挖掘，遂获同意。1931年4月，张希鲁主持了梁堆的发掘，《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民国二十年夏，昭通民众教育馆筹备处于城西北隅十五里发掘梁堆，掘至底，深过人顶。”这次的梁堆考古被认为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活动。当时的梁堆挖掘仅开展了不到一周，挖掘石块数百块，张希鲁初步绘制了墓石图形、并文字考证若干。文章最先发表于《昭通研究》，编辑评价为：“张希鲁君关于梁堆的文字，在东昭以至云南或中国的历史价值上是很关重要的。……梁堆的研究，在云南文化史上占的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知道研究古代的历史，最可靠的资料，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实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轻易的让它过去。张君的贡献，不过是初步的工作。”本次的考古发掘，是想解决《汉孟孝琚碑》的立碑时间问题，但此墓已空，“虽发掘梁堆，惜无若何成绩”。        

张希鲁与浦汉英、邓象华

张希鲁与王献唐在1937年的来往书信也谈到了梁堆考古问题。如1937年9月7日王献唐寄信张希鲁，奉上《临淄封泥叙目》。10月28日，张希鲁回信并提出金石考证上的问题：“前奉上蜀郡墨拓两蜀郡中之一篆，弟疑为‘券’字，未审是否，希鉴定此拓与永元八年造一洗，均敝邑最近两地出土之物，望不惜是正为荷，愧不一一。”12月16日，王献唐回信，蜀郡器上二字，当释为“千万”，为合文。12月21日又解释了“梁堆”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考古发掘虽然是云南省的首次考古活动，但从理论方法上来说，还达不到现代田野考古的规范。从传统金石学角度来看，张希鲁的这次考古发掘是为了解决考证《汉孟孝琚碑》所作的访碑研究，如摹写刻石、考量石块形制等依旧是传统的金石学研究的范围。一方面，张希鲁受限于知识的积累。笔者翻阅了张希鲁的捐赠清单，张氏所读之书，线装书 （582种，4340册）以史部和集部为主；平装书（485种，800册）也以史部著作、各类国学读本及近代期刊为主。另一方面，张希鲁除了购买大量金石学著作，如《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语石》《定庵题跋》等，还收藏了95种、163册金石拓本，堪称精品的如《汉孟孝琚碑初拓本》《明拓孔羡碑》《明拓石鼓文》 《西岳华山庙碑》《董其昌字帖》等，皆是传统金石学著作，唯1935年张希鲁游历重庆时，读到了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闲着有天走到商务印书馆去，看见卫聚贤著的一本《中国考古学小史》，就买回寓将它读完。这书的内容，尚可人意。”1939年，张希鲁还邀请了考古学家徐炳昶赴昭通中学讲学，在后来二人的通信中，张希鲁还有意将所藏金石文物捐献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未获准许。 

《北游搜访文献日记》抄本书影

清末民初的一批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商承祚等人在古器物学、金石学领域建树卓越，经过他们的努力，金石学研究已演化为近代考古学的一部分，但这些学者一般仍被视作金石学家，而非苏秉琦、梁思永等学术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正处于由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关键时期的张希鲁，利用二重证据法，考证乡土史料，他在《滇东古物目略序》中曾有论断：“昭通自‘改土归流’，至今为及三百年，过去史实，暗而弗彰。茍无古物佐证，虽知开发已在两汉间，距今已有二千年，恍惚迷离，其谁信乎？人以中土而重明物，我居边疆，邑遇汉物而不顾哉！余从乡中搜罗金石，将近十年，耗余心血诚多。今综核汉物约十之七，有文字可凭者，又仅十之一。旅蜀所见及各地目赌者列入，互证吾乡史迹也。”             

张希鲁是云南首位提出考古学术语的学者，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游学经历让外界了解云南考古，也使云南考古走向了世界。但是，张希鲁从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少有学者对他的学术予以关注，这大概与他偏重金石收藏，不措意于历史考证有关。如今，张希鲁的旧藏大都保存于昭通图书馆，或许这批材料的整理对于重估张希鲁的学术以及云南考古学有着积极作用。

（作者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客座研究员）

作者：赵成杰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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