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phrectomy是一个相当冷僻的医学词汇，即肾脏全切除术。如果要厘清梁任公当年的手术“事故”，即坊间流传的错割右肾，阅读英文原版史料是必须的。1926年的北京协和医院，英语是官方语言，所有文件用英语记载。当然，不少患者也娴熟英语，比如梁启超。

一直以来，有关梁启超医案的细节，大都一面之词，源自梁氏朋友圈。其中火气比较大的，要数陈西滢、徐志摩等一班热血后生，他们在《现代评论》和《晨报》上刊文，大骂协和医院。所幸出于种种原因，独肾的梁启超很谨慎，未放任事件升级。

早年的北京协和医院，驼铃声声

据1926年度协和医院年报，截至当年6月，协和医院外科仅施行过2例肾脏全切除术，其中包括梁案。可见20世纪初期，再好的医院，轻易不敢承接肾脏全切除术，这台大手术要从后背部切割到前腹部，留下刀疤足有尺余。外科医生接手此类手术极其小心，尤其在严谨为座右铭的协和医院，指责医院和医生“孟浪”，过于简单粗暴，何况手术是患者要求的。

请刘瑞恒（J.Heng Liu MD）医生主刀，梁氏好友力舒东医生（Zung-dau Zau MD）功劳不小，自己也出任主刀助手。刘大夫乃1913年毕业的哈佛医学博士，回国后先任昙花一现的上海哈佛医学院，即当年的红十字医院，如今的上海华山医院，近百年来培养后学无数，不少人已成美国大牌医生。

上海哈佛医学院（1911-1917）设立于如今的华山医院内，俗称哈佛楼

为梁启超主刀时，36岁的刘大夫年富力强，正是协和医院挂头牌的中国籍专家，还担任着协和执行医务总监，业务水平一人之下，全院之上。要知道，是年的小洛克菲勒，也只是协和董事会里资历尚浅的成员。

刘大夫在其执笔的1926年外科总结中说：“过去一年的内战，使外科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用尽科室所有资源……有好几个月，外科病房就像野战医院……是年有三位医生休假，他们是外科主任泰勒教授，外科副教授韦伯斯坦博士和外科高级助理约翰查博士”。也就是说，处于火线上的刘大夫责无旁贷，独自承受着协和医院外科的重要业务。

1926行政年度，刘大夫无疑是协和医院主力医生

在舆论将“错割右肾”炒得火热时，梁启超及时用英语和汉语两种文本，出面平息事态。他在当年6月2日《晨报》上，详细列出诊疗细节：首先排除输尿管和膀胱疾患，“再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现今泌尿科专家，估计都难辨这项肾功能检查的实验步骤和结果真伪。“最后用 X 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作为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显然误解了新技术，肿瘤影像实为灰白阴影。

梁启超发表与其信众相背的文字，本意是可爱的，他要用自身的失败手术，为现代医学背书：“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所幸的是，刘大夫基本功扎实，病家承认术后康复相当成功，不过痛苦了十几天，没有高烧，未见感染。但是，有关手术粗糙的流言，至今还在名人效应下流传，最新版本出自费正清太太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回忆内容皆由口耳相传，为“朋友的朋友”所闻，研究者对此类信息只能一笑而过。

纠纷始于梁公术后持续血尿。临床上，引起血尿的原因复杂，涉及与内科、外科有关的多个生理系统，无法简单推理定论。术前迷信初级医用X光机，便断定血尿源自肿瘤，整个诊疗过程误差太大，以致梁氏最后不得不向女儿承认，“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

20世纪初，距离伦琴发现负电子束X光不久，与该技术相关的基础医学和临床意义尚未明了，更不懂X光检测下的器官造影。匆匆依据新机器确诊肿瘤，结果极其可疑。但在当时，医用X光机的权威地位，像极了如今捧煞的PET-SCAN、全基因检测、基因编辑等新概念、新技术，高高地仰视崇拜。医生的经验判断，逻辑推理，反倒变得次要，甚至多余起来。

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向认可新鲜事物的梁大师崇拜过了头，否则无需承受一刀之痛。就诊看病这档子事，切切不可模仿梁启超大师。寻医问诊，还得遵循经典思维路径，相信科班医生一步一步循证。即便当下被舆论抬上了天的IT诊断仪，或者更唬人的AI大夫，都还远远不值得以身相许。

1920年代的医用X光机

作者：方益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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