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之三）

李伯重

《文汇学人》 2017.12.08

何炳棣与胡适

开放

　　史学研究有多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因此不可能研究用一种方法进行所有领域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新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资深学者）来说，要去从头学习一种新方法，绝非易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从一而终”的态度，拒绝学习新方法，从而造成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种“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的情况。

　　何先生在学术上的每一次转向，都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汪荣祖先生评论说：何先生自“‘跃过龙门’之后，就力图超越‘大杂货铺’式的‘汉学（Sinology）’传统，而吸收其考证的精髓。作者见证‘二战’后在西方勃兴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认为无论在范畴与观点上均较汉学宽广，然亦不偏废传统汉学之长”。

　　特别要一提的是，何先生虽然治史，但也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后者提供的最新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采纳。20世纪中期，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1958年发表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为标志，计量经济史兴起于美国，随后发展迅猛，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对经济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对于计量史学这个新生事物，历史学界的主流并不接受，相反，众多历史学家还予以抵制。但是何先生却对此采取开放的心态，采纳其优点，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明清社会史论》，就开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先河。这一点，在同辈历史学家中是少见的。他重视新方法，但是对于传统的方法也不轻视。他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很好地运用考据方法，从而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吴承明先生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刘子健先生则说：余先生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帖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在这方面，何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