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李伯重：

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

（之三）

《文汇学人》2014.01.06

祁涛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不单是当前的重大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切所在。近日，李伯重教授在上海讲学之际，就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历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趋同未必是坏事

　　文汇报：您曾说过，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研究范围由小到大，研究单位由大到小。这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有所不同，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异的？

　　李伯重：传统史学关注上层和社会精英，研究以政治史为主。这个特点，在中国、在西方都存在。二战后，历史学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1970年后，偏重政治史的做法有了改变，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方面，如更关注社会基层的社会史、比较文化史等。这个趋势是整个战后史学的特征，而全球史刚好符合这个变化趋势，因为全球史不是以现有的国家为单位，政治也不是第一关注对象，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尤其是通过贸易往来形成的互动，另外如移民、宗教传播、文化联系、军事冲突这些主题，都在全球史的研究范围内。

　　文汇报：最近一些年，海外汉学的研究与国内史学界的互动越来越多，国内史学界也会使用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和模式。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方法似乎越来越趋向于海外汉学，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研究在方法上越来越趋近和同一？

　　李伯重：我在十多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走出汉学界》。汉学之所以叫作汉学，是早年传教士和学者来到中国之后，发现学习关于中国的知识太难了，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因此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以研究中国传统的语言、宗教、社会习俗、制度为主，那时候叫作汉学（sinology）。到了20世纪二战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你到美国，与中国研究者见面，他们都说自己做的是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这种中国研究与过去的汉学很不同，是直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比较晚近的情况。因此，把中国研究称为汉学就很成问题。比方说，珀金斯（Dwight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是一部研究中国农业的经典之作，书中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过去的汉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拿一本研究美国农业经济的书，你会发现它们在方法论上完全一致，只不过是研究对象不同而已。我们说一种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不能只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判断，而主要应该是看基本方法、看怎样表达验证，就像我们不会说有中国物理学、美国物理学一样。所以今天的汉学的观念已经不太成立了。

　　如果海外汉学指的是二战之后的中国研究，那么中国学者确实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很多，特别是在我国学界封闭了30年之后。但是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学者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著作，我们是否还需要通过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作为了解西方主流学术的媒介呢？我自己的体会是，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有一些确实很优秀，但总体研究水平不如研究西方历史的著作水平高。所以，近来我较少看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而是看研究他们西方的成果，或是直接看方法论著作，如比较新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著作，直接从这些理论方法出发，而不经过海外“汉学”的中介。这对我而言,也是治学历程的一个部分。

　　说到研究方法的趋同性，我认为是必然的。如果说学术是天下公器，承认历史研究也是一门科学——至少，经济史是一门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那么就正如所有的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就像现代医学，这是一门科学，尽管它起源于西方，但是你在接受现代医学提供的治疗时，并不会追究它是从欧洲传到中国来的，也不会担忧这是否有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只要能治病治得好就可以了。所以西方最新的学术传到中国来，我们不应排斥，而应如鲁迅所言，采取“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如果拿来的方法确实是好方法，就要“从善如流”。在此情况下，哪怕趋同也没什么关系。

　　当然，如果西方学术要成为真正的科学，自身也需要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让全世界的学者来加入到里面。西方学术中有很多观点是不对的，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是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例如曾经风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李中清和王丰在其专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里，分析传统中国的人口行为，否定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很多部分，从而修正了现代人口学的理论，让这个学科变得更加科学化。相比30年前，今天更年轻的中国经济史学者们参加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他们与各国同行可以用共同的术语和研究范式来讨论问题，不再会彼此都无法理解对方。从这些个角度来说，趋同都不是坏事情，但前提是让这个学科更科学，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科。

　　文汇报：从“西方中心论”说开去，一些日本学者如竹内好、沟口雄三等人提出重建亚洲政治空间的构思，以对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那么，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将亚洲看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者一个历史研究单位的做法是否可取？

　　李伯重：沟口雄三这批学者，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态度比较友善，希望东亚几个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找到彼此的共性，特别是东亚四国历史上都曾受到西方压制，所以要形成共同体，形成新兴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很好的想法。

　　中日韩三国的共性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去年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14.5%，日本占5.2%，两国加起来几乎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三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日本来说，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第三大贸易伙伴。就人员交往来说，现在在日本的中国侨民达68万人，在各国在日侨民中位列第一，日本在华侨民2007年时是13万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其中在上海就有5万人，是日本本土以外日本人居住人口最多的城市。日本的企业在中国雇了200万人，跟他们公司有关的人口则达到了1000万人。所以，两国尽管有许多矛盾，但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

　　在文化方面，如果我们说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话，某种程度上说，东亚三国加上越南，是有可能成为一种共同体的。明朝末年时，就对什么是中华有很大争议。朝鲜自称“小中华”。葛兆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乾隆在热河接见朝鲜使臣，朝鲜使臣穿着明朝的服装；而同时来到的安南国王则换上满人服装，因此遭到朝鲜使臣的讥笑；黄宗羲、朱舜水都是民族气节很高的人，明亡之后，也向日本求援，希望日本派兵帮助他们反清复明，郑成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这几个国家都是中华文明的分享者，就像欧洲文明是从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一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这个情况下，沟口雄三这些学者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来说也曾经是事实。

　　不过，从全球史角度来说，他们重建亚洲共同体的想法，我不大赞成。因为中国、日本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彼此关系虽然密切，但也不能排除与东亚之外国家的密切来往，形成一种排外性的看法。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也要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应当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观察彼此的联系互动。特别是在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以致被称为“地球村”。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几家人建一道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这可能不是好办法，也无法做到。因此，这些学者的想法可能是很好，但从全球史角度看，还是有局限。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