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海滨

近代以来，上海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相互作用下发展，而作为大英帝国向东方扩张殖民势力的关键跳板，孟买其实对上海的变化并不陌生。作为“国际友好城市”，孟买和上海之间经久漫长的交往却不为公众所知。我们现在极少讨论19、20世纪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纽带，及其背后的宏大历史和国家命运。

上海目前积极对标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顶尖城市，追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经济密度和投入产出效率。孟买也在追求成为世界级城市，着眼点是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生活水准和有活力的经济。

说起印度孟买，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揶揄，即模仿孟买人口气说的：“我们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超越了。”确实，作为中印两个大国的重要城市，上海和孟买有着诸多共同点：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都是沿海城市。所以，许多人爱将这两个城市做一番比较。

上海外滩

置身于繁华古典和人文气息浓厚的Nariman Point，许多没到过中国的印度人，可能真的以为，上海没有孟买发达，没有孟买那样令人艳羡的世界级影响力。孟买的宝莱坞风靡全球，沙米尔·汗等影星在中国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风格的文化遗产也得到世界认可。漫步孟买的滨海大道上，人们能切实感受到全球城市的氛围。而一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则会为上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治理水平沾沾自喜，甚至觉得孟买基本没有可供上海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双方认知上的反差，说明这两个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的世界级城市之间存在深刻的认知鸿沟，心理感知上仍然关山重洋、遥远模糊。双方似乎并不在一个频道，也从未睁眼全面客观地认知过对方。然而，从历史交往和关联来看，上海和孟买其实并不遥远。

注定的相遇

柯棣华,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

近代以来，上海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发展，而作为大英帝国向东方扩张殖民势力的关键跳板，孟买其实对上海的变化并不陌生。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曾被迫打开国门。总部设于伦敦利德贺街的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想和印度做生意，以挑战荷兰和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不想，后来竟直接统治了整个印度。

17世纪，孟买在印度连接世界的维度上并不具备突出作用。作为王室婚嫁的礼物，孟买在1661年到1665年被葡萄牙赠与了英国，1668年又被英国政府以10英镑价格转租给了东印度公司。然而，彼时孟买和印度内陆联系并不通畅。与邻近的达曼（Daman）、苏拉特（Surat）甚至遥远的加尔各答（Calcutta）相比，对外贸易方面并不具有多少优势。

进入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殖民者给孟买带来先进填海造陆技术、造船技术，孟买的造船和运输业发展迅猛，和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在东印度公司和政府关税出口制度改革推进下，孟买与周边城市相比，逐步显现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城市内部市场氛围日益浓厚，商贾云集。

英国给孟买带来了世界级的贸易地位，它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定居在孟买的犹太人、帕西人以孟买为基地建立洋行，与澳门、广州发生贸易往来，货物包括茶叶、香料、瓷器、丝绸，还有鸦片，且鸦片的比重和利润大幅上升。这样，英、印、中之间独特的“三角贸易”逐渐形成：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棉花；中国向印度出口茶叶、丝绸；印度将茶叶和丝绸销往英国，再从英国进口制成品。鸦片使中国从巨大的贸易顺差，逐步转变成巨大的贸易逆差，并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而印度的这一顺差，抵补了对英贸易逆差。据记载，1806年到1809年间，每年约有白银700万两因鸦片贸易从广州运向印度。到1830、1831年，印度商人走私的鸦片达到近2万箱，1836年增加到3万箱。从孟买运出的Malwa鸦片，要比加尔各答运出的Bengal鸦片获利丰厚。孟买当时集聚了大批大小鸦片商贩，因鸦片而兴，被称呼为“鸦片之城”（Opium City）。到19世纪30、40年代，孟买已成功成为连接印度和世界经济的贸易枢纽。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印度棉花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最需要的原材料，孟买又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市场，上海华商也逐步参与孟买的棉花投机业务。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孟买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英殖民体系内仅次于大英帝国首都伦敦的“全球城市”。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那些极具抱负和敏锐洞察力的族群纷纷崛起，包括来自巴格达的沙逊家族、早先就定居到印度的帕西人等等。孟买人口数量快速增加，且日益多元化，各种宗教、肤色、种姓杂居共处，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氛围。这些商人也和英国殖民者一道，将这座原本资源贫乏的半岛变为印度次大陆沿岸的一座庞大都市，用石头开始建设一座“热带伦敦”，一座“具有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国际大都市”。

为了制止白银外流，1839年，清廷授权林则徐虎门销烟，被销毁的2万箱鸦片主要属于渣甸、沙逊等的孟买商人。在渣甸、沙逊以及帕西人的强烈要求下，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战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香港被割让，1843年，上海被迫开放为中国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此时的上海，和孟买曾经的七个岛屿一样，只是沼泽和湿地。

孟买帕西人最先赶到上海，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也陆续达到。1847年洋行增至24家，1852年增至41家，1875年增至161家，其中许多是来自孟买的商人。鸦片贸易急剧上升，仅沙逊家族每年运入上海的就有5000箱。洋行的丝绸、纺织、茶叶等等其他业务也迅猛扩展。1865年，上海作为国内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已稳固确立，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超过香港和广州，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城市。沙逊家族甚至以上海为基地在日本横滨和神户开办分支机构。伴随孟买与上海商贸联系的加深，两地金融联系的需求

也逐步加深，在孟买成立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China）等先后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在孟买和上海之间进行汇兑和资金业务。1864年，大英轮船公司、帕西人、沙逊家族等共同发起汇丰银行（HSBC），使上海和孟买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同一阶段，来自印度的粗纺产品大量输入中国，冲击着江南经济——一方面成为丝绸等原材料输出地，另一方面也是制成品的大量输入地。

和孟买一样，上海开埠之后无论人口数量还是国际移民都急剧增多，根据统计到1905年的数据，世界各国在上海的洋人多达10875人。这些洋人带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自孟买的影响也非常明显，譬如上海的好几条道路名字都是印度的城市，上海滩的英文名（the Bund）来自帕西族首先使用的印地语（the Bundh）。英国殖民者带来的锡克族士兵被上海人颇带调侃地称呼为“红头阿三”。更重要的是，洋人还用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打造自己的聚居区，沙逊家族为代表的塞法迪犹太人社群仿照孟买的Fort在外滩和南京西路建造了一系列的欧式建筑和马路。法国人建起林荫大道，道路两旁是在法式梧桐的隐蔽下散落的高档咖啡馆。上海的城市功能、建筑和文化氛围变得与孟买多少类似，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氛围。

同呼吸共命运

塔塔家族创始人JamsetjiNusserwanjiTata

显然，孟买和上海的近代城市文明都和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和市场经验有关，最开始，主体民族对这种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参与异常有限。然而，孟买和上海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探索。

以沙逊家族为代表的犹太人和塔塔家族为代表的帕西人引领了孟买的现代化潮流。沙逊家族在19世纪晚期开始投资纺织厂，并以超出想象的低廉价格雇佣了大量孟买腹地的印度人，通过市场竞争击垮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导致兰开夏郡数千人失业。差不多同时，塔塔家族创始人Jamsetji Nusserwanji Tata前往兰开夏郡考察。他被现代纺织工厂的高效和地狱般的工作环境所震撼。为此，他定下三个终生奋斗的目标：建立一所钢铁厂（Tata Steel）、一座发电厂和一所世界级的科研机构  （Tata institute）。1877年，塔塔的女皇纺织厂投产，随后又在孟买设立了斯瓦德希纺织厂。无论犹太人还是帕西人都从最初英国-印度本土之间的经纪人（买办）转变成贸易商，进而向制造商转变，这符合全球工业革命发展大趋势。1911年塔塔公司开办了印度第一家钢铁工厂，重工业由此起步。

上海工业化进程则比孟买晚了数十年。尽管洋务运动建设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工业项目，然而《马关条约》之后，上海才开始允许外商投资纺织、房地产等制造业。借助贸易积累了巨额资本以及一些特权，瑞记、怡和等洋行直接投资丝绸厂、纺织厂等，沙逊洋行通过金融机构间接投资船坞、饮料、啤酒等工业企业，上海制造业突飞猛进，而华商也开始积极参与投资。凭借成本低廉的水路运输，上海获得来自远方的工业原料，卓有成效地与其他工业制造中心竞争。这时上海仍然以轻纺加工业为主，重工业比例仍然极少。然而1930年的上海，现代产业工人已占全国43%，生产总值占全国51%，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要的工业中心，且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一个垄断性大型制造企业。自那时起上海也成为品牌和质量的代名词。这个阶段房地产也成为投资重点，新沙逊洋行在外滩新建了一系列的高层建筑，而同样来自孟买的哈同洋行、安利洋行等大量投资今南京路、淮海中路和长乐路，显著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

尽管孟买和上海都是在帝国强迫下被打开门户，并成为区域最重要的门户城市，但门户城市的功能使其获得了丰富的资本，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牢固确立了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成为引领各自国家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先行者”。

这两座先进的城市大胆尝试着将贫困落后地区拖拽进现代世界，展现出无穷的创造性，也体验了全新的管理国家和经济的方式方法，孕育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异常振奋人心的条件。这条路线从一开始就酝酿着革命性。二战前夕，孟买已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阵地和先锋。经济上的成功使帕西人逐步演化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部分，成为独立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且最终构建了现代印度最大的尼赫鲁-甘地政治家族。1942年，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孟买做出决定：动员所有力量，开展最广泛的不服从运动，实现要英国退出的目标。这份决议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实现独立。上海的工业化也哺育了工人阶级的快速成长，加上民主和科学理念的广泛传播，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好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民族先锋队的领导下，新中国最终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重新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即使在独立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动荡年代，上海和孟买在追求工业化和各自民族前途命运的征程中也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给予彼此最温暖的支持。1904年塔塔家族的远亲Bejan Tata接受塔塔总部派遣，从孟买来上海，展示了与家族姓名相称的才干，经营获得巨大成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在富有的帕西人、信德教徒的带领下，一些驻沪的印度人发起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协会和组织，并主动捐赠资金和实物。彼时中国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给予强烈的道义和政治支持。当印度获得独立时，塔塔等在上海的印度人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而英国驻沪领馆以他们是印度人为由，拒绝为他们延长护照有效期。沙逊家族等犹太人也感受到印度独立运动对商贸、投资和资金业务的影响，从1920年起逐步将经营中心从孟买转移到上海，最终总部也迁移过来。1930年代，印度国大党也转变了早期对鸦片贸易的支持态度，尼赫鲁等人组织了包括来自孟买的柯棣华医生在内的援华医疗队，这最终成为中印关系最值得纪念的友好篇章。

历史总是充满惊喜，1940年代，Bejan Tata出生长大于上海的孩子Sam Tata再度来到孟买时，遇到了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此后一直追随布列松并与其一起记录了1946到1948年间的印度独立运动，尤其是甘地的遇刺。1948年，他又回到上海，真实记录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上海的经过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当时的上海财政局长顾准要求外国殖民者全盘撤离的全过程。这样，塔塔成为上海和孟买交往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最好的见证者。

如何“对标”

随着中国、印度的各自独立，上海和孟买迈向新的历史征程。作为各自国家的重要城市，政治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不再是核心任务，如何高效发挥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引擎，驱动国家现代化，成为重中之重。

当上海通过改革开放再度崛起时，孟买已不复当年大英帝国光环下的辉煌。上海生活水准令人羡慕，城市功能高效运转。当年的沙逊大厦成了迎接世界各地客人的和平饭店。塔塔集团也再次回到上海，更有近万印度人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目前，上海更积极对标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顶尖城市，追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经济密度和投入产出效率。孟买也在追求成为世界级城市，尽管没有着眼于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却仍然诉求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生活水准和有活力的经济。从世界主要城市排名的主要指标看，上海都要好于孟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设在了上海而非孟买。这一切似乎与19世纪孟买引领亚洲风骚、上海被动响应的状况刚好相反。当今的上海能给孟买的启示、借鉴、经验和教训，似乎远比孟买能够给予上海的要多。

看到上述差距，孟买的上层决策者试图全面革新。2003年，工商业智库组织“孟买第一”（Mumbai First）和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公布了一份《孟买愿景：将孟买转型成为世界级城市》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孟买要和上海这样的全球大都市相媲美并在2013年建成世界级城市，就必须改变自身的精神状态。2004年印度前

总理辛格视察孟买时，曾语“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他要求2015年超越上海。尽管该报告和辛格的讲话都受到媒体和学者批评，却被中央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接受。孟买由此确立了“上海”梦想。当然，这种梦想主要基于和上海城市景观的对标：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和规整的停车场、街道，霓虹灯下，人们闲庭适步，的士在种着规则棕榈树的滨海大道（Marine Drive）上通过，而内城或者商务区办公大楼驻扎着大量顶尖跨国公司。

孟买决策者试图复制上海的成功经验，遗憾的是，市民对此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上海强有力的现代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和赞同，而孟买现代化却并未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层，相当一部分民众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着城市快速现代化带给他们的遭际命运。殖民主义尚未完全消除的影响和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孟买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城市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活动和强烈的社会空间不平等，城市的世界主义和强烈的排外情绪，迅猛扩张的建成区域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未规划的城市发展和各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的激烈争夺等等。这意味着孟买和上海的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起点、制度基础和社会氛围。

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占据了相对有利位置，积累的一系列有益经验可供孟买分享。孟买在城市治理中也并非没有上海值得学习和称道的地方。相对于上海，孟买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异常多样，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耆那教、帕西人、锡克教等等，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紧密接触、频繁互动、和平共处，创造出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包容和开放氛围推动孟买创造出了灿然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电影和戏剧，舞蹈和音乐、雕塑和建筑，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此外，英国殖民者、沙逊、塔塔等留下的建筑文化遗产和宝莱坞也吸引着全球最顶尖的艺术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

除了多样性，孟买也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通过贫民窟等方式，印度甚至对一无所有的穷人也高度包容。尽管很多人流落街头，然而社会的整体氛围仍相对平和，城市运行也高度安全，展现了世界级城市应有的活力。相比之下，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注重城市的精致、整齐和高效的城市管理，在草根性和非正式性带来的多样性和活力方面，仍有向孟买取法之处。任何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上海应像孟买那样，始终关注人口的充分合理流动性以及必要的非正式性和多样性，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此外，在文化遗产保护、红树林治理等若干领域，孟买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供上海参考和交流。

作为“国际友好城市”，孟买和上海的交往经久漫长却不为公众所知。通过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商贸和经济联系，孟买在上海的城市文明进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那时，孟买是典型的全球城市，而上海则是远东的“首屈一指”的城市。进入20世纪，两者又通过各自工业化和相应的政治运动推动了民族解放事业，中印作为大国重新进入世界舞台。当前，两者都试图召回失落已久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世界级影响力，然而彼此并未受到对方的关注。我们现在极少讨论19、20世纪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纽带，及其背后的宏大历史和国家命运。孟买对上海的关注也仅限于视觉秩序和基础设施，对上海背后的城市精神、制度创新和人文内涵也似乎有意忽视。显然，两座伟大城市的交流与需要比起来严重不足，甚至直航班机都未开通，理想与现实落差过于明显。这种落差，一方面与历史记忆未能有效激活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缺乏卓有成效的合作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抱有良好的期待。随着金砖开发银行逐步运营及影响力的扩展，新一轮全球化的到来，孟买和上海的交往将逐步走向纵深。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地方性的双边关系。有理由期待，当孟买再次来到上海，而上海也全面走向孟买时，我们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中印关系的重构。

作者：汤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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