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并非是今天的中国大学才有的目标，早在100年前，中国尚处于政局动荡、国运黯淡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大学就已经有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梦了。当时，唐文治先生就已提出建设“第一等大学”的目标，并且还针对这“第一等大学”制定了种种具体的实践措施。

唐文治是交大早期历史中最为知名的校长之一，对交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前另一位著名校长淩鸿勋先生曾有高度评价，他说：“唐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

唐文治的办学目标：建“第一等大学”

早在100多年前，唐文治就大胆尝试向西方一流大学学习，但这一大胆尝试来自于他始终不渝、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德育化人的精神风范；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始终不渝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等大学之路。

先生本系进士出身，中央政府高官，曾官至清政府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然而1907年，他毅然弃官从教，选择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之路，南下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的监督一职，从此与交大结缘14年。

先生执掌交大期间，我国正处于清末民初风云跌宕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他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危机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行将倒台，作为隶属于清政府邮传部的学校在政局动荡中该何去何从？然而，就在此时，年逾不惑的唐先生以长期身处中枢的阅历识见，怀具经天纬地的胆识气魄，决定脱离清政府，将学校更名为南洋大学堂，并首次提出要将本校建成“中国第一大学”的理想。

当时北京的清政府尚未完全垮台，南北处于激战之中，胜败难料，唐文治即果断宣布更校名为“南洋大学堂”，宣布“将来须成中国第一大学”，既体现出他对民主革命一方所持的拥护态度，也表达了他和师生们对办成“中国第一大学”的远大抱负。

唐先生于此时提出建设“第一等大学”并非心血来潮，空谈口号。首先，造就“第一等大学”的理念，扎根于自己的经学教育与从政经历。唐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发奋攻读经书，17岁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学习。此时，王师就谆谆告诫：“汝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唐文治于是谨记师训，潜心修炼品德，研习国学，致力于当“天下第一等人”，做“天下第一等文”，这自然会影响到他以后办学育人理念的形成。

其次，“第一等大学”目标的提出，是对自南洋公学以来学校10多年发展形势的判断。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原本就办学早、起点高。南洋公学肇始于1896年，创始人盛宣怀在规划之初，就设定办学目标是，举办与北洋大学堂的分立南北的南洋大学堂，旨在培养“政治家”、“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一类的桢干大才。但是鉴于国内新式基础教育薄弱，为了夯实基础，南洋公学率先建立了三级学制——外院、中院、上院及特班和师范院，在一校之内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三级体系的雏形，引领教育新风。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交大已完成铁路、电机和航海三科的创建，为建成工科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革新之际，唐文治提出更名南洋大学，在将来建成“中国第一大学”是有底气的，是出于学校十多年的办学成绩进而审时度势的结果。

既借鉴西方办学经验，又重视传统文化传承

民国初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办学缺乏安定的环境和有利的物质条件，尤其是经费严重短缺，这使唐文治建立南洋大学、打造“中国第一等大学”的壮志雄心屡屡受挫。

唐先生曾回忆说，在经费最窘迫的时候，甚至“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然而，他并未在困境中灰心失望，而是在师生及校友的辅助下，持之以恒，呕心沥血，推动学校在困境中继续发展。

辛亥革命后，按照民国初年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制定的大学新规，要求大学必须是文、理、工科的多学科结合，但当时的学校仅有工科，于是南洋大学的更名没有被采纳，转而被命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面对升格大学的挫折，唐文治在经费面临困难下再接再厉，继续推动学校早日建成工科大学。他一方面对原来专科进行调整充实，以国外工科大学的课程设置为蓝本，努力使得教学质量达到了工科大学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于1917年创建铁路管理科，形成了工科为主、管理为辅，工管相结合的工程教育模式。翌年又将专科三年学制提升为四年，其他图书设备、校舍建筑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经过10多年的奋斗不息，至唐文治离职前后，学校实力大幅提升，工科大学的建学目标指日可待。1921年5月，也就是距唐文治离职不到半年，交通总长叶恭绰宣布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为中坚，正式合组成立交通大学。

在办成工科大学的艰难过程中，唐文治致力于向西方一流大学学习，借鉴西方工程的先进教育经验。当时，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国内几乎没有办学经验能供参考，唯有大胆借鉴欧美工程类大学办学经验。唐文治来校后，对外国一流大学的章程进行了认真研究，最终主张学习美国工科大学的办学经验，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同类工程专业为蓝本，教科书直接购自美国。除了聘任万特克、谢尔顿等美籍教员主持专业教学，学校的基础课、专业课一律用英文讲授，学生作业、考试也一律使用英文，极力使学校专科所培养的学生达到美国本科大学毕业生水平。

当时，在清华举行的庚款留学考试中，最初几年工程一科所录取者，几乎全为交大学生；但凡持有“GIT”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证书的学生，可与美国学生一样享受直接报考大学研究院的待遇。学校由此声名鹊起，获得中外人士的广泛认可与交口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在借鉴、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主张办理新式教育时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使得外来的西方教育中国化、民族化。他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与科学教育互补。为此，他专设国文科，开国文大会，自编课本讲义，还亲自登台教授，演示读文法，即今人所称的“唐调”。唐先生又亲自制定“勤、俭、敬、信”的校训，在礼堂悬挂了摘自儒家经典联幅：“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作为学生砥砺道德品质的座右铭。

1920年，唐先生因目疾日深而辞去交大校长一职，移居无锡从事国学教育。但是唐先生始终关心交大的发展。1930年，他应邀参加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在致辞中对兴办“第一等大学”有了更完整的表述。他说：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

作为工科先驱，唐先生注重先进科学技术教育，力图培养出可以与欧美各国争胜的一流人才；另一方面，作为国学大家，他又致力于儒家精神的现代生存，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体用兼备之才。唐先生的历史贡献在于，既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与世界一流接轨提供了有益的早期教育实践，又为科学教育融入优良传统文化作了十数年身体力行的尝试，他力图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等大学之路。

从“第一等大学”，到世界一流大学

以唐先生为代表的交大老前辈对办理“第一等大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为中国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界仍以西方为楷模，大力学习西方先进办学经验。但是，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一个基本病症。在20世纪早期，唐文治所进行的将西方工程教育中国化的深思与力行，将外来教育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应能为我国当代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背景，为我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带来诸多启示与智慧，同时也为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建国后，上海交大曾经因受到院系调整、西迁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影响，发展一度迟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均取得长足的进步，交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及时提上了学校发展的议程。

今年3月，在校党代会十次会议上，上海交大提出，2020年初步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到建校150周年，全面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性奋斗目标。

今年10月24日，国务院下发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它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了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必将推动交大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