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对于教育公平这件事，公众的胃口是否已经被吊得太高，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想进最好的大学、读最好的专业、遇到最好的老师……人人都想接受最好的教育。要我说，一个人获得这种所谓'最好'教育的概率，跟得上癌症的概率应该是差不多的--比如有些从不抽烟的人居然得了肺癌，这真得靠天命了。”学者易中天昨天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时语出惊人。

昨天，包括易中天在内，多位学者专家在发表演讲时指出，促进教育事业更加公平、健康地发展，从政府到普罗大众，都有必要重新对教育公平的概念做一些梳理，形成正确的认识。

在政府“保底”的基础上要引入市场的作用

飞机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之分、酒店按不同的服务规格有星级的区分--不同购买力的人们各取所需，这在商品领域从来不构成问题，可唯独在教育上，大众对公平的诉求客观上形成一种心理期待：所有人群应该享受同一种品质的教育。争议来了，这能叫教育公平吗？如果不是，该怎么办？

从大城市的“择校”热，到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再到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因城乡差距、区域间的资源分布不均以及贫富差异等因素，客观造成了种种不平衡的教育现象。

按照易中天的说法，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选项有两个。一是让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孩子彻底受相同的教育--提供的硬件、软件都一样。但显然，这种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可能达到。所以，更为可行的第二个选项应该是用多元化、多样化的方法，通过办不同类型的学校来解决教育公平。

“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应该用来'保底'，让我们国家的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如果有人需要享受比这更好的教育资源、对教育的品质有更高的要求，那就应该掏钱买。”易中天说，教育公平应该是“保基础”而不是“包终身”。义务教育作为“保底”的教育，公共财政应该重点投入、倾斜--在坚持这一点的前提下，应该适度开放市场，要允许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权选择更优质的教育。

先给教育“钱袋子”算笔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不少教育圈内人士直言，在教育领域，对公平的强烈诉求让“市场化”这个词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一说教育市场化，公众很容易有抵触情绪”。

按照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胡瑞文的说法，“再不好好研究一下市场，光靠政府投入'单条腿'，教育公平要更好地驱动向前，恐怕有难度。”比起空谈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理想，他认为，应该好好给教育“钱袋子”算笔账。

胡瑞文手头有一组统计数字：从1995-2005年，我国在教育经费年递增速度上，教育总经费的年增长率达到13.5%，其中财政性投入增长率11.3%，非财政性投入增长率18.7%；而此后的2005年到2012年，教育总经费年增长率为12.9%，其中财政性投入增长率17.4%，非财政性投入增长率下滑到2.6%。也就是说，最近的几年时间，对教育的投入未能做到政府投入和社会、私人教育投入的“双轨驱动”。胡瑞文认为必须意识到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公共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在公共财政教育经费难以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要确保2020年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坚持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已经刻不容缓”。

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标准化”：不仅有底线也要有上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认为，教育是社会事业，只讲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讲政府作用肯定有问题，应该首先强调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他认为，关键要抓住“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就是政府要根据实际的财力和发展需要，确定更加细致的办学标准--既要设定最低标准，也要设定最高标准。”在葛延风看来，只有提供标准化的教育公共产品，才能避免“削峰填谷”式的改革模式。而另一方面，要以增量的改革方式，加快推进办学条件的均衡化。

比如，在不少地区，招生格外红火、一位难求的所谓“超级中学”、“牛校”，是公共财政长期投入的结果。除了按照国家要求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完全可以出台教师流动、校长轮岗的举措，确保公共投入优先向薄弱学校倾斜。

按照胡瑞文的看法，优化公共财政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在“十三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公共财政教育拨款的增量部分，至少保证三分之二以上投入义务教育、农村学前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领域。而作为政策建议的另一个方面，胡瑞文说，应该适度降低公共财政用于高等教育和普通高中的比例。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要适度调整对985、211大学的拨款力度，加强对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根据国际上推动教育公平的经验，公共教育投入重点应该放在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应该更主要依靠社会和私人投入。”以韩国为例，2010年韩国高等教育中，公共投入占GDP比例仅为0.7%，私人投入比例高达1.9%。

葛延风说，参考发达国家的一些办学经验，政府除了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产品，往往鼓励各类社会力量办学。一方面政府会针对这些社会办学力量出台各类支持政策；另一方面也会有比较严格的监管措施。“在国外，参与办学的社会力量通常也是非赢利性的。政府在监管方面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应该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