颙，音yong,基本释义里，有景仰、肃敬等多个解释。一位前清秀才给外孙起这个名字时，翻了《康熙字典》，看中了“方正”这层意思。孙颙说，“老先生是有点方正的”。这位饱腹诗书的老先生不会料到，半个多世纪后中国被挟裹进全球化浪潮，在电脑和网络管理下，古老的汉字遭遇尴尬，外孙每次到银行办事都要手写这个不常见的“颙”字、每次出国都要在柜台前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确认姓名。当然他也未能看到，后来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负责人的外孙，参与了与海外数据库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谈判，促使以前只包含几千个常用字的汉字字库扩大到几万字。到本世纪初，若干个像“颙”这样承载古老文化的汉字被全拼、双拼等字库所兼容吸纳，进入中文字符流通领域。

　　一个汉字的淡出与重新融入，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包括在这种文化中的精神理想取向——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起落与衰盛。到了今天，“形”虽归来，“神”却未必。这也是孙颙写作长篇小说《缥缈的峰》时最想呈现给读者的思考：今天，每个人是否还能望见那座精神理想的“山峰”，是否还在心向往之?面对那也许永远接近不了的境界，我们何去何从?

　　嘉宾：孙颙 著名作家

　　采访：吴越 文汇报记者

　　●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这决定了你的作品把人物和故事安放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里面。

　　●也许会有人觉得我高傲，但是我认为精英文化必须存在。你不要看不起大众文化，但也不要完全随波逐流。

　　●在中国，保守主义的名声是很坏的，但是一个社会是需要传统的。对一个国家来讲，活力与积淀是同样的重要。

　　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天使的那一半比较脆弱。我所谓的“缥缈的峰”，指的就是天使的那一半。

　　文汇报：《缥缈的峰》最近引起了很多讨论。这个小说名字取得很有哲学意味，“缥缈”是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精神经常处于的状态，而“峰”又代表了某种终极意义。“峰”在“缥缈”之中，可望而不可即，但又无法忽视。你由何而想到这样的一种意象?

　　孙颙：说来话长。这个作品有一定难度，我构思了5年时间，等我把架构想好，人物想好，小说的名字还是迟迟未出现。后来有一次我和几个从西藏回来的人聊天，有人说，在青藏高原上，车开来开去始终在四五千米，怎么也上不去了;另一个人说，知足吧，在那个地方，很多六千多米高的山峰都还没有名字呢。这看似零散的对话点燃了我思想的火花。我觉得山峰的概念可以和我作品中想表达的内涵对应起来。

　　我这里写到的“峰”，有人解读为追求人文理想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最主要的意思是想分析人性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理想的异化问题。说到理想，年纪轻一点的读者可能很难感同身受我们这代“50后”一路走来的过程。我的思想经历了很长时间痛苦的思考和选择，考虑的核心就是：人性究竟可不可以根本改造?

　　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恩格斯说，恶——贪欲，权力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性当中，善和恶是永远并存的。比如市场经济，就是利用“所有为自己的人到市场上来，可以形成一个对整个市场有利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认为思想可以改造，整个社会张扬的都是纯而又纯的思想。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文明的历史只有两三千年。人的动物基因是非常强大的，所有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奋斗。但如果人停留在动物性上，那又很糟糕。所以人类需要信仰，促动向善的力量。

　　人的这种两难，从某种角度讲，天使的那一半比较脆弱。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看到“纯而又纯”的那种社会实现不了，就去到另一个极端，加入到人欲横流的那一面。

　　我所谓“缥缈的峰”，就是这个意思，天使的那一面是“峰”，我们可以想到，也可以隐约看到，但你恐怕做不到。但做不到你是不是就跑到山脚下去呢?不是，你不可以完全抛弃你对真善美的向往，不然你就回到动物界去了。你其实能停留在四五千米就可以了。在你可能的情况下对他人多一些关爱，人类大概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可以发展。

　　文汇报：作品中崔海洋和崔丹妮这对兄妹似乎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在人性“善”、“恶”两面中不同的取向。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他们所经历的虽有重合、更多的是分道扬镳。

　　孙颙：通过这对兄妹，我来构成这种对比与聚焦。即使在大浪淘沙的年代，对个体来说，人品还是要紧的，也分得出比较高贵的品质和比较卑微的品质。所以我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不可以彻底改造，但是社会需要对兽性这面有所抑制。现在，我们从一个人性要改造的极端来到了放任人性的另一个极端，因为人性产生了紊乱。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你对人的物欲和感官的满足应该到什么程度?罗马为什么会毁灭，因为全世界的财富都流入到罗马，从平民到元首都腐化了。西方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当它的机制不能抑制贪婪的时候，就失控了。

　　文汇报：小说中，沙丽是海外侨商的女儿，成方是不愿作恶而孤身闯荡天涯的穷小子，你给他们的相恋镀上了人性的温情，但他们又并不那么简单，两个人都怀揣着各自家族身世的夙愿回到中国，意味深长。你在设计这两个人物时是怎么考虑的?

　　孙颙：我想让他们起到一个弥合民族伤痕的作用。我们上古的政治文化原本是雍容大气的，炎黄二帝争战，黄帝对炎帝说，只要停止战争，属于你们的东西仍然是你们的，炎帝于是表态，永不再战，他就去搞农业了。无论部下怎么企图说服他，炎帝都不再起兵。那么这种雍容大气是如何断掉的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四百年前，就是清朝。我很反对清宫剧，很多是不了解清史的人胡编乱造出来的，很多人推崇康乾盛世，甚至讲那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这是很可笑的，有多少人种地就有多少GDP,清朝是世界人口大国，当时西方工业文明还没有起来，怎么不是世界第一呢。清是以弱小的民族统治了一个广大的民族，除了严酷的统治之外，没有保住权力的更多的办法。清的三百年历史就是封锁的历史，也封闭了文化的创造力。这种情况发展到“五四”就形成巨大的反弹，要把前面全部推翻，我们的文化走了比较极端的一路，跟从前文化的衔接基本上被打断了。

　　这一百年，中华民族的伤痕很多。我的这部作品是想弥合这种伤痕和断裂，特别是成方和沙丽这一对，在他们身上我寄托了某种对未来的祝福。我知道一篇小说远远不够形成这样一种力量，但我们慢慢地多做一点这样的努力，或许能让中国的未来更顺利一些。

　　作为小说家首先要清醒，千万不要妄图引领这个时代，也不可能站在这个时代的前面。写小说用的人一定是落在时间后面的。

　　文汇报：在最近的研讨会上，评论家贺绍俊说：“谈论海派文学海派传统，绝对不能不谈孙颙，他继承了海派传统中启蒙叙事的这一脉，从孙颙的创作中可以看到鲁迅、茅盾、巴金这些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理想。这种定位正是启蒙叙事的根本特征。”你在会后也做了回应，笑称自己一心走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没想到启蒙叙事“这么好一个词”。

　　孙颙：确实，原来我没想到过“启蒙叙事”，我只是想着现实主义。“五四”之后，欧洲18世纪19世纪的现实主义曾改造了中国的传统叙事，催生了鲁迅的《祝福》和《阿Q正传》，茅盾的《虹》三部曲和后来的《林家铺子》，巴金的《家》、《春》、《秋》和《寒夜》等杰作。这一路后来有些式微，其实这种手法非常适合写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很多，人物很复杂，这对文学是好事。如果我们不敢写成小说，它们就只是故事，这是有点可惜的。

　　决定要写现实，最大困难是作家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这决定了你把人物和故事安放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里面。你要有自己的看法才能写当代的复杂生活。我10年不写小说，在写杂文随笔。那是我在整理自己的思想。也正是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积累，经过很深的思考，我对各种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了，才敢写当代。我有那份底气。

　　所以作为小说家首先要清醒，千万不要妄图引领这个时代，也不可能站在这个时代的前面。新闻走在时间前面，而作家、写小说的人一定是落在时间后面的，因为很多事情都要经过我们的筛选，才可以真实的进入到小说。总之，我比较适合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当代人生，至于一些好的现代派手法我会糅合进去，但不会成为主框架。

　　大家都能写是好事情，但太过于随意和自由的写作，社会大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文汇报：你是否注意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作家在进行写作：有的在网络上写作成名，也有的通过出版机构的策划直接出书。你怎么看这种全民皆可写作的状态?

　　孙颙：写作和整个文化是有关系的。大家都能写、大家都能读是好事情，但是信息太多谁都受不了。现在网络写手很多，这不是坏事情，但我认为他们不会取代原来的作家写作。太过于随意和自由的写作，社会大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产生审美疲劳。同时，网络写作好像成本很低，但是你阅读的成本不低，因为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要忧虑，不要去压制它，让它去发展，最后就会产生选择。如果没有选择，大家不知道真假优劣，最后是一堆谁也处理不了的东西。

　　有人认为文化的普及完全不需要精英文化，这不对。一个国家是少不了精英文学的。也许我这么说会有人说我太高傲，但我认为精英文化必须存在。对大众文化你不要看不起，但你不要完全随波逐流。在中国，保守主义的名声是很坏的，但是一个社会是需要传统的。新的事物有生命力，老的事物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新的与老的结合，可以使这个社会免于不必要的“破坏”。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活力跟它的沉淀同样重要。时间越久，越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