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位于华山路1800号的钱学森图书馆，记者看到入口处安装了电子学生证刷卡机，前来参观的中小学生只要将自己的电子学生证在刷卡机验证一下，此次参观经历就能通过网络传送到基础教育信息库管理系统中，为将来的升学、考试提供参考数据。

　　从今年3月1日起，全市有78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场馆、学农场所等社会场馆向持有电子学生证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不难看出，让学生们走出家门、校门，走上社会多体验、多动手、多经历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对于学生、家长以及学校来说，学生实践的社会资源和时间如何安排?谁为他们进行指导?实践成果如何评定?……仍然有一连串的难题需要解决。

　　实践时间靠师生“抢”出来

　　提及社会实践，家长毛女士“举双手赞同”：“我女儿性格内向，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与人交往的能力很弱，我很担心她今后走上社会怎么办。希望她能多多参与社会实践，锻炼胆识，也可以开拓眼界。”

　　只懂得埋头书本、独立性差、对社会知之甚少，这些存在于中小学生身上的问题，家长们虽然焦急却很无奈。“平时工作忙，实在没时间带她去参与实践。”时间成了横在社会实践开展之前的第一道难题。

　　家长们期待学校可以承担组织、指导学生参与实践的任务。但“学校想安排社会实践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教学内容、课时分布等都要重新安排。按惯例，这起码必须提前一学期制定”，一位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即便学校能够提前安排，也不意味着就可以顺利进行。世外中学曾经尝试周五不安排必修课，将时间用于社会实践和拓展课程。但好景不长，时间利用率不高成为学校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今，为了完成每学期2到3次社会实践，学校只能采取由任课教师提出要求，利用课程时间组织实践，教师自行调整课时安排。即便如此，实践时间仍然要靠学生和老师“抢”出来。

　　场馆资源有效利用并不容易

　　在78家免费对中小学生开放的场馆里，时常出现平日无人问津，周末和假期人潮拥挤的情况。前来参观的学生大多是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展馆。但让不少工作人员“郁闷”的是，其实很多场馆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和学校合作成为学生的课堂。“我们设计之初就有这样的考虑，但是至今利用率仍然不高”，钱学森图书馆宣教部部长王喜芳这样告诉记者。

　　从去年起，钱学森图书馆就与世外初级中学、交大附小、零陵中学三所学校合作，以馆内素材为基础，结合教学内容研发科技、语文、德育和手工课程。通过讲述钱学森回国的故事学习历史;通过讲述钱学森研究空气动力学的故事了解初级物理、数学知识。但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需要大量的准备，也对学校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把学科知识融入到社会场馆资源中并不容易”，世界外国语中学校长厉笑影坦言。

　　除了社会场馆，学校更期待带领学生参与与生活相关的企业实践。寻找企业资源，更是让学校头疼。

　　“只能发动家长资源帮忙联系企业，成不成功要看运气了。”厉笑影举例说，从医的家长会帮忙联系到医院参观机器人手术，但程序复杂：家长要先跟医院领导申请，一个年级300个孩子，起码要选择20个可以进行体验的点。一个流程下来，学校老师都很吃力。“只要能联系成功就好，吃闭门羹、企业20分钟打打马虎眼的情况更是多见。”如果没有丰富的家长资源和较高社会声誉度吸引合作企业，学校就更难做。

　　制订合理评价体系更重要

　　采访中记者发现，组织、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学校都表现积极，但也面临不少难题。

　　第五十四中学副校长郑文坦言，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不管是课程研发、课时安排、师资培训，乃至教师人才培养意识的转变，都还没做好准备。不少教师仍停留在应试本位的人才培养观上，对于学生实践的指导积极性有所欠缺。

　　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实践与学业成绩之间的评价存在脱节。“一个学生成绩处于中下游，但社会实践能力很强，即使校长推荐到重点高中，可能也不会被接收。”对于社会实践的评价方式，建平中学校长助理郑朝晖则呼吁：关注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社会实践成果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学生起点不同，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等都将对实践结果产生影响，如果只关注结果，势必造成形式主义和不公平现象。”

　　因此，郑朝晖认为，相比实践结果，通过照片、实践心得总结、采访等多种方式记录的实践过程更为重要。

　　文汇报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