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二十七）

上海徐文堪先生，我在以前仅知其名，知道他供职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丛刊扉页，他的名分是“主编助理”，与主编的青年学生傅杰的名字并列。业内人都清楚：名分不重要的人，往往干的是实际编务，是扛着具体、细微、繁杂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的。

昨晚读报，读到荣新江教授的《悼念徐文堪先生》，总算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知道了他在编辑工作之余，还在“吐火罗语及吐火罗人的起源”这个冷门绝学领域有专著，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荣新江教授在悼文中回忆，他在1986年去苏州参加中亚文化研究会时认识徐先生，亲见因小儿麻痹造成腿脚不便的他，虽然还没出过国，“却对欧美各种西域语言研究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算起来，那时的徐文堪先生才三十几岁，他对国际学术领域里的研究动态，已令专业人士感到吃惊。

自从季羡林先生最早在北大东语系奠定几种冷门绝学的基础后，中国学者对西域古文明的研究代不乏人：已病逝的段晴教授；多年在新疆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已编辑出版多种著作，又遭车祸不幸去世的杨镰研究员，就是这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徐文堪先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本职工作是编辑。他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徐森玉先生的哲嗣，究竟有没有家学的传承？我不得而知。我只从荣新江教授的悼文里，看到了他的为学精神和学术成就。

按我的习惯，天天读报，读完就摞在旧报上，不再想它。但是，昨晚读罢荣教授的悼文，对徐文堪先生在国外学术会议上的一次遭遇，心有不平之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荣教授回忆他和徐先生共同参加的一次国际性的会议：

一次是2000年3月8日，我和徐文堪、林梅村、水涛一起飞往洛杉矶，转圣迭戈，在Quality  Resort旅馆住下，我和文堪先生同室，问学兼照顾他。3月10日正式参加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整个会有两千多人，分成几个时段，每个时段有若干分会场，随个人所好，打游击式地听讲或报告。我们参加的是3月11日梅维恒主持的圆桌会议，题目是新疆古尸对中国史前史和历史时期研究的重要性。梅维恒开场白后，丁爱博（Albert  E.Dien）首先发言，他对梅维恒的看法有所批评。然后依次是水涛讲甘肃和新疆史前文化的关系，林梅村讲新疆的史前石堆墓，我讲吐鲁番的三种葬俗，最后是爱尔兰皇后大学的马洛瑞（James  Msllory）讲新疆古尸的学术意义和限度。各位发言后，梅维恒让徐文堪提问并讲述自己的看法。其实文堪先生对这个会议主题最有发言权，但他身份是编辑，按照美国学术会议的不成文规则，发言者一般都是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不认为编辑能做学术研究。文堪先生一时兴起，讲的时间有点长，在座的许多人想发言质疑梅维恒的观点，结果袁清教授起来打断了文堪先生的发言。会后我赶紧把两位拉到一起解释，一位是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的公子，一位是北图善本部主任徐森玉的哲嗣，可惜他们这次才得相识，于是也就一剑泯恩仇了。

荣教授没有讲述这次学术会议上徐文堪先生发言被打断的细节。我猜测，当发言被无礼打断时，可能发生争吵。总之，现场是尴尬不愉快的。按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规则，发言者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情况下，发言者都遵守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完自己的观点。看荣教授的讲述，这次会议只安排徐文堪先生提问，并没安排发言。这就是说，提问者像记者一样，只能提问题请发言者再阐明他的观点，提问者是不可反宾为主的。不料，“文堪先生对这个会议主题最有发言权”，他就忍不住滔滔不绝，以致引起发言被打断的难堪。我想，假如徐文堪先生是个聪明机灵的人，在国内时就给自己头上戴几顶放光的学术帽子，如此，到了并不怎么了解他的会议场所，“先声夺人”，同行也会对他另眼看待。哪怕是在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您只以“编辑”的身份出席学术会议，您还是个身有残疾的学者，就这样不受待见！

我国近代出版业，是以开启民智、文化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因此，各个时期的出版行业，都不乏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远的，如张元济，进士出身，早有功名；近的，如杨伯峻、周振甫，术有专攻，都有著述；现在的，如钟叔河、朱正，编辑、著述都卓越。他们的职业都是“编辑”，他们的学术成就绝不比在大学里、学术机构里那些专门搞研究的人差。

多年前，有一位在报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约了正在走红的张中行先生的一篇稿子。按稿件的审批程序，分管领导不同意发表。朋友反复对领导说张先生多么有名望，领导却说：“什么名人啊！我打听过了，他就是人教社的一个老编辑。”领导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对张中行“人肉搜索”，已知他是“编辑”且成色“老”。我的朋友于是无语。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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