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个推销员梦中醒来成了一只甲壳虫，在生活节奏变得极快的今天，每个人都可能变成一只甲壳虫。文学的共鸣，可以跨越时空。传记里的真实卡夫卡是怎样的?而置于现代语境下的多媒体影像戏剧《变形记》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运转?

身为作家的弗朗茨·卡夫卡给后人留下了《城堡》《诉讼》《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第一场痛苦》《小妇人》《饥饿艺术家》及《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6月，单向空间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新青年剧团，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任卫东教授，以及独立剧场导演李建军和主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副教授丁君君，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举办了线下沙龙，在卡夫卡诞辰 140 周年之际，当打工人在 AI 时代醒来，我们今天如何阅读、观看与理解卡夫卡。

作为显学的卡夫卡

任卫东介绍，卡夫卡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就成为了显学，长盛不衰。“卡夫卡重置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影响最大的现代派作家之一。”李建军认为卡夫卡的影响也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视觉艺术上，“他的小说有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意象：人变成虫子，在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强烈的”。

那么卡夫卡为什么会在当代具备如此强大现实意义？任卫东认为，这来自于卡夫卡作品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刺激了很多种文学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的一点：他们觉得卡夫卡可以用各种理论，从各种视角，通过各种方法来阐释。”

而近年来又出现了更多理解卡夫卡的方法和视角。广西师范大学的《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领悟之年》将于2024年出版。而任卫东翻译了其中的《早年》卷。在这套内容详实、体量浩繁的《卡夫卡传》中，作者施塔赫查阅4000页书信、日记等手稿，带领读者踏入卡夫卡的人生，破解他的创作之谜。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德]莱纳·施塔赫 著

黄雪媛 程卫平 译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建军则改编了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他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将原著中的推销员置换成快递员，呈现格里高尔被数字技术异化的命运，让观众们从中看到了个体“不得不内卷”的生活状态和缩影。

动物性与人的异化

任卫东认为，卡夫卡确实是写过很多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除了《变形记》，还有《地洞》《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而“动物性”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卡夫卡笔下的所有动物都有特别强的反思能力，更多的是跟人一样，在人的周围，是比人更好的观察者，他可以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当然它的那种动物性也有一种受人驯化的功能。卡夫卡更多地是让我们通过动物来看反观自己。”

李建军认为，卡夫卡提出的最核心问题是“异化”，那我们应当回到当下，面对“异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谁被“异化”了？“在卡夫卡讲的‘现代性’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诸多种问题的技术反而加强了对人的改变。我们的焦虑，生存压力、伦理困境、人性迷思，这些变化都是在科技的进程之中的。”

两个巨人父亲

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民族情绪高涨，俾斯麦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歌德则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歌德从18世纪末开始就成了德国文学上的“超级父亲”。对于当时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他们要么通过靠近歌德、模仿歌德来获得自信与合法性；另外一种则是与歌德保持距离，走自己的路，从而超越他。这两种矛盾也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任卫东介绍，《判决》也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对歌德思考的总结：小说里的父亲就像是歌德。虽然年老，但依然是个巨人；本德曼想模仿父亲，成为取代父亲的人；而跑到俄罗斯的那个孤独的朋友，就像是另外一种坚持自我的道路，远离“巨人”。

《卡夫卡传：早年》

[德]莱纳·施塔赫 著

任卫东 译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而在《卡夫卡传：早年》中，也可以看到卡夫卡与亲生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卡夫卡的整个人生和写作。“我们知道卡夫卡的父亲身材特别魁梧，说话声音特别大，特别粗鲁，像个暴君似的。卡夫卡则又瘦又小，缩在父亲旁边，瑟瑟发抖——这种印象，其实是卡夫卡给我们塑造出来的。” 卡夫卡家族其实有两个脉络：他父亲是在饥寒中成长起来的实干一代，他母亲则家境优渥，有着敏感的艺术特质。在卡夫卡身上，似乎母亲的基因是占据优势的，但是他没有摆脱过内心的自责情绪，因为他没有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卡夫卡曾说：“我就是文学本身。”任卫东解释道：“我觉得这句话不是个夸张，不是个比喻，而是在说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文学就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包括他在生活中对父亲的想象以及对自己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