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大约20万年前，人类从东非大裂谷出发向北迁徙。那时各大陆板块还没有分离，这也为人类迁徙到各地提供了可能。因为迁徙，人类得以走向世界，为文明的多样性提供了无限可能。如果没有迁徙，我们每个人或许只能牢牢钉死在故土，然后接受命运的安排。

然而，当我们阅读移民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罗宾·科恩教授精心梳理的44个迁徙话题后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迁徙绝不是现代人臆想的诗和远方。相反，20多万年来，人类的迁徙多是饥寒交迫、凶险为伴。即便是在人类已经开始远足遥远太空的当下，文明的力量仍旧不足以阻止悲剧的频频上演。

2015年9月2日，人们发现在土耳其的海滩上躺着一具幼童的尸体。调查发现，这是一名三岁的叙利亚小难民，他所乘的难民船因严重超载而倾覆。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历经八年，战前2200万人口中，有将近55%的人背井离乡，寄人篱下。

本书中，科恩教授用超过200幅历史图片、迁徙轨迹图、数据分析图，以及数据可视化技术，勾勒出人类3000年的迁徙轨迹。人类迁徙的动因很多，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生存。史前人类为了狩猎、采集、游牧、躲避灾害，不得不从非洲大陆出走；进入了人类所谓的文明时代后，生存竞争压力不再只是来自于自然环境，更多时候归因于人类本身——战争、宗教、殖民等政治和社会力量影响，并常伴有血腥的杀戮。而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以旅行、工作、留学等为目的的迁徙，为传统迁徙增加了新的和平元素，这也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假如我们试着把目光投向未来，也许会发现，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星际迁徙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

作为一部梳理人类迁徙史的著作，科恩教授坚决秉持自己的“世界观”。传统叙事中，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序幕。不过，科恩对欧洲人的这种所谓的“发现”不以为然，反倒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深刻的误导，因为那些非欧洲人不需要被‘发现’。‘发现’一词好像意味着他们是丢失的物件。而那些非欧洲人早已知道自己在哪里”。言外之意，“发现”一词折射出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生存权利的蔑视，这更像是他们为殖民掠夺随便寻找的一个极其拙劣的借口。

历史表明，欧洲人“发现”哪里，哪里常常会遭到杀戮。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那里的印第安人虽奋起抗争，但在更为先进的武器面前仍失去了太多生命。时至今日，“‘平原印第安人’的后代定居在面积很小的保留地上”，这还不谈被疯狂猎杀的野牛、河狸、海狸、海獭等众多野生动物。此消彼涨，期间大约有“3000万欧洲人越过大西洋”移民美洲大陆。在这里，科恩教授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移民后来又有一部分“回流”，重新回到了欧洲故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时期。

踩在印第安人尸体上迁徙至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并未善罢甘休，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强烈渴望，他们再一次祭起武器，开启了长达三个世纪的贩奴运动，“活着抵达美洲的非洲奴隶数量——估测有936.5万人。在奴隶城堡和越洋航行的囚禁期间都有巨大的生命损失——大约有150万人丧生”。

贩奴史总算成为过去，但今天欧洲人对罗姆人（吉普赛人）的歧视依旧深入骨髓。逃避歧视，很难说不是罗姆人不得不频频迁徙的“内动力”。

有多少迁徙发自内心的喜悦，就有更多迁徙带着逃亡的惊恐与忧伤。毫无疑问，战争是近代以来人类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当其冲的当数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无数犹太人面临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家园，他们的迁徙目的地几乎遍布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这样远离欧洲大陆的国家。

人类的迁徙大多因为生存，除了战争外，便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大饥荒。1845-1850年，因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马铃薯遭遇病害大量减产，导致爱尔兰人食不果腹，“迫使大约150万爱尔兰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自然灾害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产绝收，还会迫使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今天，“气候难民”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气候难民”过去更多用于沙漠化影响，而现在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由于海平面上升而不得不移动，传统上人们因为社交而流动的观点如今受到了挑战。”虽然气候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便已被提出，关于气候协议的谈判已开展数十年，但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仍旧拘泥于传统既得利益而斤斤计较，人类关于气候的共同行动仍旧遥遥无期。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尽快得到根本性扭转，举国迁徙的“气候难民”将成为全球人口迁徙的主力军。

迁徙，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往今来，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迁徙，常常会因为文化的亲缘性，选择扎堆工作生活，于是在文化交融中诞生了一些新的文化，比如黑人音乐。历史上因种种原因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习惯聚群而居，于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人族群文化。科恩提到，“大约有5000万海外华人（2012）分布在151个国家。全世界范围内有35个重要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是海外华人生存立足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同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类迁徙的动因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虽然文明在发展，但人类迁徙道路上的障碍依旧繁多。作者指出：“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到2016年，世界范围内隔离墙的数量增加了四倍，从15处增加到65处，涉及40个国家。”另一个事实是，川普政府巨资兴建的美墨边境墙并没有因为拜登的上台而烟销云散，而俄乌战争爆发后，边境墙正在“崛起”。人类自由和平的迁徙之路依旧漫长。

《3000年人类迁徙史》

[英]罗宾·科恩 著

扈喜林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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