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

〔英〕安斯加尔·艾伦 著

倪剑青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木桶中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到网络时代涨落不停的不良情绪，作者描绘了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犬儒主义者的“无畏直言”到当代多面、复杂的犬儒主义表现的历史。借助其后莎士比亚、拉伯雷、卢梭等人的著作，本书记录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犬儒主义的挪用；通过尼采、福柯、斯劳特戴克等哲学家的思想，作者追踪了犬儒主义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并重新思考了现代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梳理、提炼了哲学史层面上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在对犬儒主义的认识和反思中，重新定位和思考我们自身。

>>内文选读：

中译本序言（节选）

犬儒主义与犬儒首先是一种古代希腊哲学的现象。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们因其生活与当时社会的文明教化格格不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行事不顾礼义廉耻，因此被加上了“狗样”（古希腊语kynikos，一般英译为dog-like）的称呼。这就是“犬儒”之名称的由来。这里需要做一点特别说明：尽管和我们一样，古希腊人对“狗”有各种看法，但犬儒派的“狗样”所强调的，是这群人和狗一样全然服从自然冲动的支配，不顾习俗所要求的基本行为礼仪，在大街上“如狗一般地”处于“野生”状态。在古代希腊人所起的“犬儒”这个绰号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味，但恰恰没有“卑躬屈膝”和“摇尾乞怜”。一个著名的段子诸君都耳熟能详：当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试图向第欧根尼施恩，哲学家的回应不过是让权力者走开，不要挡住阳光。这一则逸事，连同古代犬儒派其他成员的基本资料一起，被记载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之中。

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希腊犬儒派追求的并不仅仅是服从自然的召唤，他们并不是古代的“天体运动”倡导者。众所周知，“自然”与“人为”两分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区分之一。犬儒派的真实目的是试图揭示文明这一人为之物背后所依赖的自然之物。通过揭露文明的矫饰伪装，在祛除了“人为的”扭曲之后，人之真正的德性才得以显露出来，并保持“自然的”纯洁。毫无疑问，权力、制度、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势、财富等等，这些东西对于犬儒派而言，是需要尽早抛却殆尽的污垢。

可想而知，即使是古代希腊人，对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家，也只是勉强容忍。当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过去，哲学从它激情的创造时代转入由传承与注疏为主导的体制化阶段，犬儒派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哲学史的编纂者们未必拥有官方身份，但思想上终究站在建制这一边，将守护文化与文明不自觉地等同于维护建制。对他们而言，犬儒派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第欧根尼的形象过分特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苏格拉底的形象双峰对峙，共享从古代哲学黄金时代折射而来的荣光；而同时代的犬儒派则类似于康德笔下的“游牧民”，不知疲倦地冲击着文明建制的根基，试图将一切文明与文化的成就碾成齑粉，让人类重返蛮荒。因此，主流派哲学史家与哲学家共谋，制造出了一种两分：第欧根尼及其徒子徒孙乃是“名哲”，深具教养却有意“呵佛骂祖”，乃是真正的哲学家；后世的犬儒派不过是与下层平民混迹在一起的混混，是不知廉耻的街头煽动者和活动分子。通过这一区分，“真正的犬儒派”被塑造为有意通过离经叛道式的生活来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哲学真理的人。在看似离经叛道甚至放荡不羁的生活中，理想的犬儒要保持身心的完全纯洁。他的所有举动，不过是一种哲学表演，是一种公众教育。因为他继承着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理想——哲学家是公民的教育者，尽管这个教育者比苏格拉底这样的慈父式严师要苛刻得多，也刺激得多。

不管“真正的犬儒”“身心纯洁”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毕竟听上去不仅像禅宗甚至还像密宗教法），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后世自我定位为犬儒的人多多少少继承着这一身心纯洁的理想。尤其是近代以来，与现代性的一般倾向一致，纯洁也被内在化了——尽管我同流合污、缺乏勇气、精致利己，但我内心对那些如此这般的人（特别是要包括我自己！）表示不屑，这正是最终的内在纯洁之标志。这就是现代犬儒主义，也是“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词义的落实之处。

艾伦博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区分，即“古代犬儒主义”（Cynicism）和“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这个用首字母大小写来进行的区分无疑是原创的，但也并非异想天开。

事实上，“现代犬儒主义”这一现代性伴生现象是艾伦博士关注的重点。与之相比，“古代犬儒主义”不过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脉络被提供给读者的。这与本书的章节篇幅安排无关，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作者的意图与激情之侧重所在。追随着艾伦博士所指引的线索，大致上可以说，犬儒主义从其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转折点或标志性事件。现代犬儒主义固然不是从被装扮为哲学教师典范的、业已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诞生的，但也不是从被污名化了的、被认为是混混式的街头煽动者之怨恨之中发源的。并不存在延续千年的怨念传承，被传承下来的，除了被共享的名字之外，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在希求认同的焦虑与深深的失望之间反复摇摆。可以看到，包括第欧根尼在内，古代和现代的犬儒在内心中都深深信任着他们所身处的文明。第欧根尼从异邦来到雅典，并将这里作为他的根据地与终焉之所。他没有去波斯，更没有去色雷斯。同样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现代犬儒，也在周一的清晨，伴着闹钟起床，老老实实去上班。犬儒之所以为犬儒，而不是革命者或宗教家，就在于他们不仅与同时代的社会建制相安无事，而且归根到底依附于此。但他们未能充分认同这一建制，或者说得更好一些，这一建制没有给予他们以足够的承认。公元1世纪来自科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在无意中泄露了犬儒派的秘密心态——当罗马皇帝试图赠送他一笔金钱之时，他拒绝道：“如果他想诱惑我，他应该将整个帝国都给我。”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哲学家的高傲，也表达了哲学家的要价。因为这一要价无法被接受，这位哲学家只能继续做他的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