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

林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公园，既包括清末民初政府正式建造、开放的公园，也包括具有公园性质的公共游览空间，借此折射清末民初北京的现代性转型。

>>内文选读：

后记（节选）

十年前，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我赴哈佛大学访学，着手北京公园的研究，起手写的就是“世界人的乡愁”，这部分最后成为了本书的附录。在我当时的笔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以“大地各国园林”皆为我所有、四海为家的气魄，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投射了个人意气风发的心态。十年后，我再赴哈佛访学，为即将出版的书稿撰写后记。当我翻看自身多年前所论述的康有为在“国人”与“世界人”的身份认同之间往返挣扎，尤其是康有为自剖心迹的“临睨九州，回头禹域，则又凄怆伤怀。故乡其可思矣，亦何必怀此都矣”等语，不由心有戚戚，感慨万千。十年一觉，大梦初醒，恰好为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画上一个圈。

我们这一代中国“80后”大多有儿时学校组织赴公园春秋游的经历，列队去福州小西湖改建的“西湖公园”，归来还要统一写作文，是福州小学生每年的例行公事。而我自小长大的家毗邻福州的“温泉公园”，迄今假期归家，我依然会保持饭后与母亲赴公园散步的习惯，“红歌大家唱”和广场集体舞更是母亲每晚的保留节目。当时的我尚不明了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但私人的感性经验，却使我对于公园始终怀有天然的敏感和亲切。

现在想来，这两个公园其实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典型的公园模式：前者是将既有的中式传统园林开放，后者则是另起炉灶的西式绿地公园。同时，上述对于公园的两种使用方式——青少年的春秋游，与中老年的广场舞，实际上都与共和国时期对于公园作为“人民的公园”之蓝图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常遇到同行学者或关心或怀疑地问我：为什么要做公园研究呢？也许正是这些切身的经验，令我深刻地体认到，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空间与生活的实践，却在人们实际的生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我尝试做的，恰是打捞这些历史缝隙日常生活的碎片，复原历史的丰润和幽微之处，追问物质空间对于精神世界的意义。

北海公园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个人气质是偏于“现代”的，这大概也奠定了我看待北京的眼光。在台湾访学时的指导教授刘人鹏老师曾对我说，她对北京最失望的是什刹海一带，惋惜商业因素的引入破坏了南锣鼓巷、烟袋斜街这些老胡同原汁原味的北京风情。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何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读书时我曾选修陈平原老师的城市研究课程，最后一堂课要求我们借一张图、一首歌、或一个小物件之类诠释自己对于北京的印象。我选了一张照片，是烟袋斜街对面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很不起眼的破败小巷，深处却张挂着许多朋克风格的招牌，上书英文字母Tattoo（即刺青），衣着入时的摇滚青年与推着代步车的老大爷，相映成趣。非常奇妙的拼贴，却又那么自然而然，毫不生硬。

我认为，这正是北京的神奇之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古董，我们也不应把它作为一个静止的博物馆；它既不是完全旧的，也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充满了包容与张力，其老躯壳里很可能流淌着最新鲜的血液。本土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彼此相安无事，各得其所。这也是我理解近代北京公园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