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非遗：<山鹰之歌>与来自联合国的其他故事》

[冰岛] 瓦尔迪马·哈夫斯泰因 著

闾人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2月出版

起源于南美洲克丘亚地区的民间音乐《山鹰之歌》，曾被保罗·西蒙翻唱，收入他的专辑《忧愁河上的金桥》，为全世界所熟知；《山鹰之歌》也曾作为人类音乐的代表，被星际飞船“旅行者”号带入太空，传送给设想中的外星智慧。围绕它的版权之争纷繁复杂，被拍成了同名的纪录片，甚至引起了外交争端……

《制造非遗》作者哈夫斯泰因曾任国际民族学与民俗学会会长。书中讲述了多个他亲历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概念变革、公约确立等有关的故事，揭示了罕有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背景，邀请读者见证个人和国家如何塑造文本、管理遗产的过程以及幕后的外交角力等。

>>内文选读：

制造威胁——山鹰之行（节选）

故事由一封信开头。在这封信之前，则是一首歌。我们很快就会深入其中。信封的右上角写着地址和日期：拉巴斯，1973年4月24日。这封信是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它一开始便宣称：

我部仔细地对关乎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的现有文件进行了审察。这个审察发现，所有现有机制都旨在保护物质的对象，而非诸如音乐和舞蹈等表达形式，在商业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后者现在正遭受着最严重而隐蔽的商业化和外流。

我曾听到很多人提及这封信，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管理员的帮助下，我颇费周折地从该组织巴黎总部地下室的档案中翻出了这封信。信很简短，但附有一个详细的备忘录。在信中，玻利维亚的部长向国际社会强调，采取行动已刻不容缓：

民间艺术的价值亟待重估，因为消费市场的剧烈入侵正在使情况越来越糟，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

……

注意部长信件和备忘录中关于侵占的哀怨之词，“外流”“入侵”“盗用”“掠夺”“调换”“窃取”“秘密转移”“丧失”“篡夺”，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蓄意的非自愿跨文化过程”，这些词在其他语句中随处可见。

外流是其中之一：问题出在外国人身上。换言之，这是一个民族问题——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边界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员、代表、外交官和专家用这封玻利维亚来信，解释我们何以如此（在办公室、会议室、咖啡间或电话会议中工作），或强调如此久矣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便是工商管理的学生所说的“有组织的故事讲述”。民俗学者称之为“因原叙事”，也就是对事物形成过程的描述。

和其他组织一样，讲故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司空见惯。关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故事，讲述了在阿斯旺大坝将努比亚河谷变成一片汪洋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比亚运动”中的国际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如何拯救阿布辛波神庙和其他古迹，这些古迹被重新安置在洪水无法到达的纳赛尔湖岸边，以及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国家博物馆中，这些抢救工作的成功，证明了国际合作之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心策划下，国际社会曾于1966年再次聚集在一起，使威尼斯的建筑遗产免于因大洪水而沉入地中海。在讲述《世界遗产公约》的起源时，这些运动一再被提及：故事是这样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创建了这个公约，以确认由“拯救努比亚”和“拯救威尼斯”运动所促成的合作承诺。通过成为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他们承诺继续共同努力，拯救具有突出价值的遗产。

回到外交信使把信件送到巴黎的三年前，一首歌闯入了联合国故事。

1970年，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发行了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专辑。这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标志着13年来的成功合作就此结束。《山鹰之歌》是其中最畅销的单曲，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1970-1973年之间，来自各大洲的数百名艺术家都发行过这首歌的翻唱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创作了自己版本的《山鹰之歌》，其音乐类型各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圈子里讲述的故事，并没有如此细致入微，只有西蒙和加芬克尔发行的《山鹰之歌》受到格外的关注。也许他们想通过录制这首歌来表达对南美贫穷、受压迫的原住民的声援，也许是为了支持革命精神，在那个拉丁美洲独裁者、革命和国际上崇拜切·格瓦拉的时代，安第斯音乐在世界范围内与这种革命精神紧密相连。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直白地表达出来。无论如何，安第斯地区的人们没有为此欢欣鼓舞。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对本土音乐剥削而非颂扬。富裕的美国人洗劫了安第斯地区穷人的音乐传统，赚得盆满钵满，一分钱都没有落到那些认为自己是合法“所有者”的人手中。

按照这种解释，玻利维亚在1973年写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信，就是这种苦涩的政治表达形式。玻利维亚部长写道，这是“错误的盗用”，是他所谓的“最严重的秘密商业化和外流”，他警告说，这种“跨文化”会摧毁传统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圈子就是这样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它的魅力不言而喻，它为国际外交设定了很多人都能哼出的调子，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初努力与流行音乐史挂钩。据说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非物质遗产的有趣并重要的一些东西，证明了当前采取特定行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有时会揭示出比我们所知更多的东西，甚至比我们想要揭示的更多。颠倒过来品读，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远非如此简单：这首歌的出处更复杂，所有权和盗用的问题更微妙，保护的伦理道德也不像故事本身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