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线上举行的“世界图书生命指数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我的兴趣。

书籍的生命，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话题；不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何明星教授领头研究世界图书生命，有组织、有计划、有方法的正式作为课题项目研究，我是第一次知道。书籍在世界上的存活时间，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书籍本身的价值决定的。不管是死海古卷，还是流沙坠简，一旦被人发现，它们的价值就显现。我们在今天读2000年前的孔子、老子、庄子，读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并不觉得难懂。这些中西贤哲的著作和言论活到了今天，在四海传播，早已成为世界文明遗产，进入不朽之域。

据介绍，何明星教授团队，是以图书的再版次数为核心数据，以1920—2020年这100年间再版500次以上的图书共511种，结合著者的国籍，构成世界图书的生命数的。线上的研讨又引起我注意的，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先知》，研究团队据OCLC数据库检索，发现其再版929次，是统计中图书再版次数最高的。我早知道，纪伯伦的作品主要是《先知》，在1931年时就被译成18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OCLC数据库包括多少种文字？已经发行到多少国家？我没再进一步了解。

看了线上研讨会新闻，我取出自己的几种纪伯伦著作，又翻阅一遍，旧书旧藏又使我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生活。

我最早读的《先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冰心译，书中有纪伯伦自己的美术作品。这本小册子，来自机关图书馆的处理品，品相如新。这本书在1957年被机关图书馆采购，图书馆工作人员登个记，盖个章，长睡馆内40年，最后被“剔除”到我手上。

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先知》，还是冰心的译本，是我在书店买的，译本收入新的内容。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过以“泪与笑”为书名的纪伯伦作品集，由多人翻译。

吴岩先生译的《流浪者》《纪伯伦散文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编者谢大光兄送我的。在《流浪者》译后记里，吴岩先生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他说起翻译的过程：“首先是每天清晨继续译一点，以求得美学上的享受；接着是把译稿搁一搁，然后再进行冷处理，即逐字逐句校订一遍。”在一天的开始，在晨光里翻译纪伯伦富有哲理、诗意盎然的美篇，再精心打磨，是翻译家工作时的自我写照。

纪伯伦是中东人，在美国受教育，又去巴黎学绘画，曾与罗丹有交往。他以阿拉伯文、英文创作文学作品，以箴言或诗篇的形式写出隽永、优美的散文诗，以不多的作品赢得全世界读者的热爱，成为著作再版率最高的世界性作家。看来，书籍再版的次数，并不决定于书籍的字数。纪伯伦早就知晓精神产品的寿命，在《两首诗》里，他曾写道：

许多世纪前，有两个诗人在到雅典去的大路上相遇，彼此见面，很是高兴。

一个诗人问另一诗人道：“你最近在写什么？你的七弦竖琴如何？”

另一诗人自豪地回答道：“我刚写完我的最伟大的诗篇，也许是迄今用希腊文写的最伟大的诗篇。这是一首向至高无上的宙斯神祈祷的诗篇。”

于是他从斗篷下取出一卷羊皮纸，说道：“喏，你瞧，我把诗稿带来了，我很高兴读给你听。来吧，让我们坐到那棵白色丝柏的树荫下去。”

诗人便朗读他的诗。那是一首长诗。

另一个诗人友好地说道，“这是一首伟大的诗篇。这诗将世代相传，你将因此扬名千古。”

第一个诗人平静地问道：“那么你在最近的日子里写了些什么呢？”

另一诗人答：“我写得很少。只写了八行诗，纪念一个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的。”接着他就背诵了那八行诗。

第一个诗人说，“不赖，不赖。”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如今二千多年过去了，那八行诗仍在每个人嘴里吟咏，大家喜爱它珍惜它。

那首长诗虽然也确实世世代代在图书馆里、在学者的藏书楼里传下来了；虽然记得这首诗，却既没有人爱它，又没人读它。

纪伯伦这首散文诗，谈到了文学作品的体量、价值和寿命。

湖南版，冰心译《先知》，有一部分是纪伯伦的短句《沙与沫》，是诗人灵感一闪的痕迹：

* 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

* 奇怪得很，对某些娱乐的愿望，也是我的痛苦的一部分。

* 当两个女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有说；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 一个女人可以用微笑把她的脸蒙了起来。

* 树木是大地写上天空的诗。我们把它们砍下造纸，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洞记录下来。

*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纪伯伦的这些智慧短句，在泰戈尔的作品里也常见。可见，东方的哲人和诗人，从不是那些喜欢饶舌、把话痨当才情横溢的名人。

我的几种纪伯伦作品集，读过后就常年放在书柜顶层，多年没动，因看到线上讨论书籍的寿命涉及到他，就取下来翻阅并写一段书话。对惜墨如金、吐金唾玉的纪伯伦来说，我的话还是多了，远远不如他写的那位只写过八行诗的诗人。惭愧！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